客户集中度、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客户集中度是企业客户重要特征之一,客户集中程度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业绩以及分配政策等方面.本文选择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重要的战略性投资——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①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说明客户集中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②企业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客户集中对研发投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首次从供应链视角揭示了企业下游客户集中程度这一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研究文献,拓宽并加深了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认识.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为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和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管理提供借鉴.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用我国中小板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供应链集中度、产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集中度的两个维度，即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客户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强度，而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强度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地，考虑我国存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同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强度的负向影响；而国有企业中，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从企业供应链的视角探讨了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因素，重新认识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看待供应链集中度以及如何评估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采用公司前5名供应商采购占比和前5名客户销售占比作为供应商集中度与客户集中度,根据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2-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高市场化程度均增加了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供应商与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体育用品上市公司2010-2018年面板数据,同时从客户和供应商集中程度两个方面检验集中程度对核心企业商业信用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竞争理论,客户企业集中程度越高,核心企业为客户企业提供越多的商业信用,供应商企业集中程度越高,核心企业占用的供应商企业的商业信用越少。供应链企业存在商业信用转移,客户企业集中程度会显著提高核心企业对供应商商业信用的占用程度。本研究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研究内容,同时为企业更有效的利用供应链商业信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供应链创新、研发组织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

为了响应快速变化的客户偏好,企业必须依赖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创新以给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本文探讨了研发组织结构对企业利用供应商和客户创新的影响。虽同为供应链成员,但供应商和客户所提供知识类型和知识整合难度均存在明显差异,这需要匹配以不同的研发组织结构模式。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验证,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相比客户创新,供应商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集中研发组织的长期导向更有利于企业对供应商创新的利用,而分散研发组织的市场导向更有利于企业对客户创新的利用。     

供应商集中度、财务柔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供应链的视角，本文对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少，并且企业降低研发投入是出于承诺性动机而非预防性动机；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通过融资约束路径而非风险承担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证明了企业的承诺性动机；企业的财务柔性会对供应商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可以保持适当的财务柔性改善供应商集中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     

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供应链上下游关系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链上下游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影响,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财务业绩对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强的环境规制能够弱化上游供应商集中度过高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阻碍作用,而消费市场较强的环保偏好强化了下游客户集中度高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     

供应链层级与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来自我国整车企业供应网络的证据

聚焦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中供应商所处位置对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程度的作用方式,通过对广东省某整车企业的50家供应商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供应商在供应链上的位置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即供应商越靠近供应链下游,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越高;此外,企业所有权属性也显现出对二者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当供应商为内资企业时,其供应链层级对其参与客户新产品开发水平的影响更强。该研究揭示供应链结构对企业创新的意义。     

供应链层级与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研究——来自我国整车企业供应网络的证据

聚焦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中供应商所处位置对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程度的作用方式,通过对广东省某整车企业的50家供应商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供应商在供应链上的位置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即供应商越靠近供应链下游,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越高;此外,企业所有权属性也显现出对二者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当供应商为内资企业时,其供应链层级对其参与客户新产品开发水平的影响更强。该研究揭示供应链结构对企业创新的意义。     

成本粘性刺激了公司研发创新投入吗?

以往成本粘性研究多集中在其影响因素,而对其经济后果的探索较少,且多认为成本粘性属于不利因素。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自组织理论,以研发创新投入为切入点,认为成本粘性催生了资源调整对创新投入的需求,同时也为创新投入提供了剩余资源支持,对研发创新投入具有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以我国2010-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成本粘性与研发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成本粘性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股权结构和管理者特征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环境的动态性对成本粘性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具有权变影响,即影响了股权结构和管理者特征调节作用的发挥。这一结论为成本粘性的积极经济后果以及研发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企业区域内/间研发合作与创新绩效——技术多元化的调节作用

企业选择区域内或区域间合作是其"开放式创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系统阐述了企业区域内和区域间研发合作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技术多元化的调节作用,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电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区域内和区域间研发合作对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区域内合作更有利于创新规模,区域间合作更有利于创新质量;技术多元化对于主效应均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已吸收冗余、政治关系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研发投资是企业发展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资源观,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07年-2011年为样本的面板数据,研究可吸收冗余、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F检验表明该回归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在此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已吸收冗余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政治关系强度进一步增强已吸收冗余与研发投资强度的倒U型关系。本研究拓展了研发投资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有实践指导价值。     

高管职业背景会影响企业研发披露吗？

选用2008-2014年沪深两市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研究了高管团队的职业背景对研发支出的自愿性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有研发职业背景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在年报中披露公司的研发支出。在控制了公司创新强度、高管团队的其他特征（年龄、学历、性别），采用高技术行业样本，利用董监高研发职业背景比例，进行PSM配对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高管类型发现，有研发职业背景的CEO、董事长和有学术研究背景的CEO对公司披露研发支出的可能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而CFO的职业背景对公司研发披露决策没有明显影响。本文将职业背景这一重要高管特征引入企业研发披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与研发活动的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Family firms and R&D behavior – New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found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fluence R&D intensity. Information on R&D comes from a large-scale, bi-annual survey among listed German firms. We find that R&D intensity is higher in firms that are actively managed by the family. The impact of family control (via voting rights) is negative, but mostly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is negative family control effect is in line with hitherto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amily management is surprising. Indeed, this positive effect disappears if we follow previous research and use R&D information from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show that this puzzling result is related to corporate opacity. Opaque family managed firms report too conservative R&D expenditures, especially if they face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is leads to an under-estimation of R&D intensity in these firms if accounting figures are used.     

商品有机肥补贴标准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补贴标准是商品有机肥补贴政策设计中的关键科学问题。首先,在界定种植技术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建立了微观经济学商品有机肥动态补贴标准理论模型,揭示了提高补贴效益的核心思路和关键环节。其次,以满足政府和农户共同关切和客观实际为出发点,规避了理论模型中存在的不可预测因素、不可计量成分和难以精确计算的复杂因素,建立了具备操作性和执行性的补贴标准计算模型。然后,以有机无机配施肥稻麦轮作试验为实例,诠释了理论和计算模型应用,并在农产品产量稳定条件下,得出了一系列深入认识提高商品有机肥补贴关键环节的重要数据。最后,提出了增加补贴效益和社会参与补贴的若干建议。     

融资约束一定制约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吗?

本研究以2008-2013年主并企业为A股上市公司的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法,证实了企业的后续研发投入对技术并购后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进而,论文研究了并购支付方式、主并企业融资约束与并购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融资约束的主并企业在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力度反而更大,原因是高融资约束使它们在并购中更倾向于选择非现金支付,从而减少现金流量的外流,提高并购后加强研发投入的可能性。同时,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削弱主并企业融资约束对并购现金支付的负向影响以及并购现金支付对研发投入的限制作用。     

Sources of innovation and industry-university interaction: Evidence from Spanish firms

In this paper we use a sample of Spanish innovative firms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R&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five types of partners: firms that belong to the same group;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competitors; universities; public research centres. We focu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R&D cooperation between innovative firms and universities. We used the Spanish 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CIS-3) to obtain data about the R&D cooperation of 4150 innovative firms in Spain. To obtain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the determinants of this cooperation, we adopte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hat enables u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sectori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n the choice of partners. Our results show that a firm's cooperation activitie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m. These include R&D intensity, size, whether the firm belongs to a group,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and access to public funds for R&D activities. Internal R&D and agreements with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competitor partners also increase firm's propensity for R&D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企业R&D支出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实证

本文归纳和分析了可能对企业R&D支出产生影响的10种内部因素,并提出相应假设。基于2000 2003年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百强企业的统计数据,文章验证了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出口导向三种因素对企业R&D支出的实际影响。本文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都与企业R&D支出正相关;而出口导向则与企业R&D投入负相关。     

结构洞、网络多样性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

基于中国汽车产业标准联盟网络中所有车辆生产企业1999至2013年的数据,采用负二项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标准联盟网络结构洞位置和多样性构成如何影响企业技术标准化主导能力和跟随能力。结果表明：标准联盟网络结构洞对两类技术标准化能力均有正向影响;网络多样性负向影响技术标准化主导能力,但正向影响技术标准化跟随能力;网络多样性正向调节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主导能力的正向影响,但却负向调节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跟随能力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是对标准化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也为企业构筑适配的标准联盟网络以实施技术标准化主导战略和跟随战略提供有价值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