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引入与精英主导:民主选举规则在村落场域的演绎——以一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个案

本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村庄换届选举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笔者力图参与学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目前在中国村民自治研究中被重视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在解释村民自治的实际进程,尤其是新《村组法》公布并施行之后的村民自治实际进程时,显得过于简单。而以“国家－地方精英－民众”的三层分析作为对二元论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补充,或许能为学界开启一扇观察村民自治的新的窗口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以及问题分析——以山东省X村为例

当前农村的权力结构呈现出独特的基层政权—乡村精英—村民多元治理的结构特征,[1]其中乡村精英在基层政权与村民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其搏得了广阔的参与空间,但是该群体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问题。     

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条件特征及对乡村治理的挑战——对星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精英的代际传承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对星村这个近郊村庄的实地考察发现:个人能力、参政意愿与社会资本三者结合,形成了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条件;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具有内生性、家族性、转型性、认同性以及典型性等特征。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主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基层民主、村庄稳定和传承合法性三个方面的挑战。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途径

现阶段,我国农村大都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以此来实现农村村民的自治。文章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村民自治实践着手,分析了现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存在的问题;从村民自治视野出发,指出了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途径。     

村委会民主选举中的无序问题分析——以浙江省金华市吴村为个案

该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村委会民主选举中存在的若干无序现象：(1)选举机构的不合意性;(2)选举过程的失范性;(3)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合法性;(4)村民参与的非制度化。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法规制度欠缺、政府推动力量不足和村民民主素质较低,并提出了促进民主选举有序运作和村民自治健康发展一系列思路。     

析纪实文学中的精英治理——以《塘约道路》为例

《塘约道路》一书中呈现出塘约村从贫困的自然村实现脱贫奔小康的过程。笔者发现,塘约村的治理采用精英治理的方式,以治理型精英为主的内生型精英在村治中发挥主要作用。村民自治是大前提,单一的权威无法推行,权威的发展会出现反向力量进行调和。     

新视野下乡村精英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城镇化进程加成在加快但农民所占比率依然居是过半的高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就变得尤为重要。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和创新乡村治理的机制。乡村治理需要动员和发展各种积极多方面的力量来实现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以往的单纯依靠村委会或村民的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治理发展需要。在乡村的众多主体角色中,乡村精英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能够实现村民与村委会的良性沟通,从而达到一个良性治理的阶段。因而,要重视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的重要和独特作用,从而推动乡村治理的优势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实践之新趋势——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第四届村委会选举的考察调研

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第四届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呈现了与往届不同的新趋势,包括民主化、现代化的选举方式、选举策略和竞选理念,是真正意义上的“海选”,反映了我国农村基层自治与民主发展的进步。     

浅析乡村精英对初期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宁夏固原市硝沟村养殖园区为例

作为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乡村精英由于各种利益分配时聚时分,并伴随着新的精英衍生与旧的精英消亡,乡村精英积聚时所产生的规模效社会资源配置中影响日益明显。本文以宁夏固原硝沟村为例,以解剖作为扶贫项目之一的养殖工业园区为起点,主要探究这个精英团体的积聚现象,并讨论该团体在扶贫资源配置中获得优势地位的因素,对乡村精英队农村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做出了一些思考。     

资本、精英与乡村社会治理——对“连带团体”理论的一个补充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精英在中国的乡村治理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看到"连带团体"在乡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对精英群体的考察。基层精英群体之间及其与国家官僚体制之间多元的博弈和互动始终不断修正和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迁。     

精英理论视角下海西城市社区文化问题研究

随着海西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成为其中点晴之笔。本文从精英理论视角对海西城市社区文化问题进行思考,梳理精英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发现精英是社区文化的推动者,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但其自身存在流动性、排他性和局限性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从思想层面、社区记忆载体、两岸文化根源三个方面提出建设海西城市社区文化对策。     

治理成本视角下的县域治理研究——以青龙满族自治县为个案

政府不能唯经济成本是论但必须充分考虑成本问题并进行成本控制,使有限的资源更多地使用到公共服务上。实地调研表明,随着青龙满族自治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进步,其政府治理的成本也在逐级攀升。在新的内外形势下,亟需通过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夯实经济基础、树立合作治理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积极拓展多元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青龙县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等途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精英循环理论视野下的科举制度研究

有效的精英循环是任何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精英循环渠道。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存在王朝的更替而没有制度改变的原因,正是由于其科举制度只是部分的解决精英循环的问题。科举制度在强化国家功能,圣化封建体制等方面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要素流动视域下乡村精英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实践研究——以广西M县14个乡镇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广西M县14个乡镇为例,探讨三类乡村精英以产业实践助推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原生型精英更易拓展乡村内生动力,使城乡生产要素实现有效匹配与良性结合;回归型精英相较而言在引领乡村现代化发展,驱动城市资本、技术进入乡村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外来型精英则为推动乡村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助推乡村产业升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乡村管理者及当地村民要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乡村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策制定应提供阶段性持续扶持,共同为精英及其产业扎根乡村,推动城乡要素平等双向流动,产业均衡布局提供保障。     

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后,村治精英和村民都获得了法律赋予的治理村庄的政治资源,成为决定农村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村治精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带头人,主导村庄发展的方向,村民是实施村庄治理的决定力量,在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通过对村庄治理的动态研究,从精英权威和民主参与关系的视角,探索精英主导与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治模式。     

宗族、宗教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的个案考察

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居民半数以上为回族,同属清初迁入的白氏祖先后裔。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潜经村的白氏回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法制度,修建了宗祠,制定了宗约,并由最初的4个宗支发展到如今的12个宗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潜经村白氏回族的宗法制度和宗教信仰历经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地方精英的努力下,潜经村的宗教信仰逐步得到复兴,具有庞大势力的白氏宗族也在村庄事务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潜经村的个案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中,既要了解宗族、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也要注意化解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引导其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     

论客家先贤邓缵先的廉政观——人口流动视角下的近代客家乡村精英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糅合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多个思想流派,推崇"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廉政奉公思想。从人口流动的视角来看,近代客家乡村精英大都注重用"为官清、做人正、办事公"的标准作为自身努力的价值取向。祖籍河源的客家先贤邓缵先虽然只是边疆任职的一介县吏,但却一生戍边为公殉职,始终廉洁勤政以民为本。他以铸剑为犁利天下的边政思想,在客家先辈的廉政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邓缵先在新疆主政的历史事迹,大多体现在他编著的两部史志及三本诗文集中,充分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廉政理念。当前,在国家大力提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廉政文化之时,探讨近代客家乡村精英的廉政思想尤为重要。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以山西省忻州市S村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的提出推动了乡村加速脱贫攻坚的步伐。在乡村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山西省忻州市S村为例,分析了当前美丽乡村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