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意味——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说起

现代旧体诗词无论是在语言层面上还是在形式上均发生了极大变化,并成为现代汉语及现代自由体诗歌的重要资源与组成质素;这种语言与形式所传达的思想与情感也不能简单地以古典与现代划分界限,而是能够满足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表情达意的需求.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意味,是它能够进入文学史写作视域的最重要证据与支持.     

劝君莫奏前朝曲 且听新翻杨柳枝——也谈现代旧体诗词

自“五四”吹响文学革命的号角以来,我国旧体诗词的创作虽屡遭严峻考验,却始终未能消亡与沉寂,简直成为了文坛的“不倒翁”。这一现象的出现,自是与旧体诗词本身所具有的特殊表达功能、巨大的艺术诱惑力与可操作性等优点以及外部的有利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尽管如此,若指望现代旧体诗词能拯救日益衰败的中国诗坛而获得复兴,这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仅就它自身而言即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现代旧体诗词的命运该如何续写也就成了一个期待解决的难题。     

民国时期白话旧体诗词选本的传播策略与诗学意义

民国时期,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成为社会通用的语言工具。旧体诗词选本中也出现了以白话这个语言介质作为编纂标准的选本。这些白话旧体诗词选本拉近了读者与旧体诗词的距离,实现了旧体诗词的曲线传播,也为步入创作窘境的新诗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同时,选家以白话为标准观照古今的诗词创作,也是探寻诗词创作规律的尝试。     

旧体诗词改革刍议

旧体诗词不但并未如有人所预言的那样被消灭,反而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旧体诗词的内容应该反映新时代的发展变化,语言应该尽量采用白话,韵律也应该有所发展,这是旧体诗词适应时代、走向完善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     

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从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说开去

学界对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一直论辩不止,迄今没有达成共识,而实际上,一部分文学史家早已将其编写入史。需要讨论的不是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入史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史如何书写旧体诗词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新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重塑现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史形象,有助于重织新诗与旧诗、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纽带,还有助于重构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述史情节。     

郭沫若旧体诗词中的抗日战争书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在抗战期间(1937-1945),郭沫若创作了数量不少的旧体诗词。这些诗词一方面标志着郭沫若作为诗人驾驭新旧两种诗体的能力日渐纯熟。另一方面,抗战时期郭沫若旧诗创作从数量上远远超过新诗创作,受到时代环境变化和个人身份转变的影响。他的旧体诗词描写抗日战争的苦难,歌颂人性仁爱的光辉,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保卫祖国,是对古代诗人如白居易"诗歌合为事而作"、杜甫"诗史"等优秀传统的继承。     

民国大学教育中的旧体诗词课程设置

民国时期出于传承本国文化传统、满足专业发展需求、延续文学传统等原因,教育管理部门和各大学积极设置旧体诗词类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对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和创作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构建教育体系中旧文学占主体的最后时段。     

另类的写作——论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词书写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诗界的革命取消了传统诗歌样式的合法性,白话新诗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诗歌。＂五四＂白话倡导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拒绝传统的偏激,使其＂发难者＂的理论倡导与具体创作者的写作实践之间存在着不短的距离。大多数新文学作家在理性上认可新诗的合法地位,但在个人情感上仍难以忘怀于旧体诗词的书写。新诗与旧诗的共存状态,不仅有外部环境的推动,而且是诗歌内容、形式、语言等本身的因素使然。     

旧体诗词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成功探索——论厉以宁的旧体诗词

厉以宁的旧体诗词通过个人化的感受反映了当代社会进程，沉思历史，指斥时弊，探寻人生哲理，彰显自由、民主和文明，是当代重要的精神成果。它富含哲理，自然清新，具有飘逸洒脱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和笑对人生厄运的超旷，成功解决了旧诗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创造了有自身特点的诗歌范式，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臻于上佳境界。     

罗辉旧体诗词创作理念与风格

罗辉先生自中学时代就开始对格律诗词的结下难解情结,使他对格律诗词的学习、研究与创作产生越来越浓厚的情趣。罗先生创作旧体诗词提倡按照外在要求与内在要求相结合的方式,遵循三有原则,体现出意境清新、格调慷慨的艺术风格。     

叶圣陶居川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

居川期间,叶圣陶的旧体诗词创作出现了阶段性爆发,这和抗战时期的文化大环境以及叶圣陶自己特定的个人生活际遇有着必然联系。叶圣陶的旧体诗词创作多有酬唱赠答之作,具有典型的新文学家的诗歌交际的意义,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感时伤世的时代情怀则具有抗战史意义。     

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研究的历史回眸

新时期的旧体诗词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三十多年的旧体诗词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旧体诗词发展的纵向研究;其二是对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前景的探讨;其三是对新时期旧体诗词创作困境及改革发展方向的研究;其四是对新时期旧体诗词的个案研究。梳理总结新时期以来的旧体诗词研究,对于重建旧体诗词文体的文学地位意义非凡。     

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实践与未来

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于当下的文学现象,又是对古老的中国诗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在白话文已经成为文学主流的今天,旧体诗词创作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创作数量上有上升的趋势。无论就其社会覆盖面还是创作本身的复杂多样性而言,当代旧体诗词都已成为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当代旧体诗词面对的是当代社会,却又背负着厚重的诗学传统,这就要求研究者既对传统诗学有足够的认识,又对当代社     

关于诗词的实践与所思--《刘章诗词》自序

诗词是不会消亡的,即令旧体诗词其富生命力的名句也有如"种子",将一代一代地"种在心田"."我"(刘章)的走入诗界即得益于古诗句的薰陶.相比旧体诗词,新诗缺少"规矩"和"共同审美标准".继承和发展旧体诗的传统,是发展新诗的一条"康庄大道"."我"写了四十多年诗,新诗极少被人引用,而一些讲究形式和声韵的山水诗句却经常被文友引用,即可为证.当然也要坚持追求诗意为第一原则,不可"因声律伤诗".     

关于诗词的实践与所思－－《刘章诗词》自序

诗词是不会消亡的，即今旧体诗词其富生命力的名句也有如“种子”，将一代一代地“种在心田”。“我”（刘章）的走入诗界即得益于古诗句的薰陶。相比旧体诗词，新诗缺少“规矩”和“共同审美标准”。继承和发展旧体诗的传统，是发展新诗的一条“康庄大道”。“我”写了四十多年诗，新诗极少被引用，而一些讲究形式和声韵的山水诗句却经常被文友引用，即可为证。当然也要坚持追求诗意为第一原则，不可“因声律伤诗”。     

近十年(2006—2016)旧体诗词研究综述

近十年(2006—2016)关于旧体诗词的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十年之前的研究态势:研究最着力的部分仍旧是案例研究、对旧体诗词的诗史定位、对旧体诗词发展状态和研究状态的述评。于此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之外,近十年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尝试从传播学角度以及从创作层面来研究旧体诗词。由此构成了近十年旧体诗词研究的五个研究面:案例研究、状态述评、诗史定位、传播研究、诗艺研究。     

杨嘉仁旧体诗词笔谈——杨嘉仁咏物词散论

杨嘉仁教授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和郑州大学，教书育人，桃李成蹊。五十余年来，吟咏不辍，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有《丁香》、《好秋》诸集，汇为《随缘居吟草》一编。2008年11月，河南诗词学会与郑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了“杨嘉仁先生诗词研讨会”。本刊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撰文探讨杨嘉仁教授诗词的艺术与成就，今刊出两篇笔谈文字，冀稍有助于当代之旧体诗词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旧体诗词创作能力培养

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加强旧体诗词创作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研究能力,还有助于增强学生未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能力。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授课教师应在积极创作旧体诗词以起表率作用的基础上,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强化作品讲读,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并适当加以考核;同时,还应提倡使用新韵以降低写作门槛,明确规定记诵任务以打好写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