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赋京都书写之思想意蕴研究——以长安为创作中心的考察

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其描述的范围十分广泛,京都书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创作领域。唐代赋家在书写唐京都长安时,立意高远、取材广博,再加上赋家队伍壮大、写作内容丰富、艺术手法高妙,故唐赋之长安书写所蕴含的思想意蕴极具丰富性与深邃性。遂从王权意识、仁德意识和生命意识这三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探讨,以见其丰富与深邃之特性。     

民族融合背景下西北边疆民众的生存空间——以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为中心

魏晋十六国时期,位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诸河流域水草丰美,又因其地当丝路孔道,成为汉、匈奴、鲜卑、氐、羌、粟特等从事农、牧、商业的各族民众生活的基本场所。他们在绿洲之上择善处而居,或城或坞,或穹庐草屋,甚或洞窟。但城、坞、穹庐的居住者已不再单一,仅凭居住形式的不同已很难区分居住者的身份,如城内居有胡汉各族官员,高大的穹庐内也可能居住各族酋豪或政府属佐,这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民众生存空间中出现的新气象。     

晚清新疆义学建设的历史考察——以吐鲁番为中心

晚清新疆义学建设是与新疆建省、地方改行州县制度相配套的措施之一,在此情况下,吐鲁番相继设立了八所义塾。待义学开办十余年后,魏光焘提出在南疆设立总义塾的改革计划,但其效果并不如各地的散塾,因而吐鲁番设立总义塾的建议被否决。清末百日维新与新政的推行以及甲午战败所导致的教育政策变更与教育经费紧张,最终使包括吐鲁番在内的省城附近的义学终于在光绪末几年被裁改,新疆义学也走向了历史的尽头。     

论唐代长安另类商人与市场发育——以《窦 传》为中心

唐代笔记小说中描绘了不少活跃在长安的商人。窦 ，据《乾腰子》记载，是唐德宗至文宗时期活跃在长安的商人，经常被史家引以为适逢其会、富有经济头脑、成功商人的范例。本文围绕窦乆起家的政治背景、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经营特点，重点探讨了唐代以长安为典型的城市市场的发育与局限。     

论唐代工商业者的“行”——以长安西市为中心

以长安西市这一当时最大的国内贸易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为例,在唐代工商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的"行".这些"行"不仅是日益增多的同业商店的名称,有的实际上已逐渐演变成了同行业的联合组织--行会,并开始具有了宋以后行会的基本特征.处于萌芽状态的唐代工商业行会,是唐代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工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     

十六国时期辽西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在辽河流域最为突出的少数民族政权是鲜卑慕容政权。随着慕容氏政权的不断强大,其所控制的辽西地区便逐渐成为辽河流域的政治中心。慕容氏统治辽西时期,不但政治稳定,其封建统治方式和发展经济的各种措施,也极大地推动了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以前辽河流域最为发达的辽东地区,从公孙氏政权灭亡后,便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其地位逐渐被辽西所取代,从而形成了辽西经济中心。     

唐代大寺的政治功能探析——以长安荐福寺的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唐长安大荐福寺、西明寺、慈恩寺、青龙寺等寺院规模宏大,高僧云集,佛事活动频繁,是极具影响力的大寺。中宗时期,大荐福寺是国忌行香和国忌设斋的重要场所,特别是祈雨和供养佛牙等大型活动,频繁在荐福寺等寺院中举行,这些大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些政治功能,与执政者发生着或隐或显的联系。     

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以河西走廊为例

魏晋时期墓葬中佛教因素的出现,北凉石塔的流行和石塔神王像的中国化思想,说明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改造在逐渐进行。河西走廊地区的道教也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天师道、方仙道、黄老道等道教支派都曾在河西传播,其中尤以方仙道最盛。民间崇拜主要表现为神树、社树崇拜。     

古都建构中的空间权衡及其强化——以西汉定都长安为中心

都城的选择属于区域空间现象,既包括定都前的空间权衡,也包括定都后,适时对都城区位不足的补苴罅漏,强化其空间优势。汉初定都关中,是刘邦君臣基于秦末汉初新的东西对立格局权衡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凭借关中的形势东制诸侯。定都后,汉廷从各方面增强和巩固关中的实力,以补苴罅漏长安都城区位之不足,优化关中政治地理空间,保障关中对关东的政治、军事优势,最终完成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任务,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唐代长安的庙会与戏场——兼论中古时期庙会与戏场的起源及其结合

庙会和戏场是中古时期民众娱乐生活的重要地点和场所。庙会起源于宗教活动,戏场发端于集体娱乐,庙会与戏场的结合表现了中古时期宗教活动世俗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也是民众对休闲娱乐生活需求的一种必然结果。唐代是中古时期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国各地佛寺、道观林立,庙会和戏场作为一种专门的娱     

试论司马辽太郎的中国之旅——以《从长安到北京》为中心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大众文学家,他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关于战争和历史的很多观点在日本影响甚大。对于这样一位影响了许多人的历史小说作家,我们有必要对他及其作品进行一番分析研究。1975年5月司马辽太郎开始了他成为一名作家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其后便出版了《从长安到北京》一书。本文以这本书的内容为中心,重点讨论在这次旅行中,他对中国历史以及当时中国现状的看法与认识。     

清河张氏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政治

对张氏的起源与清河郡望的形成以及十六国北朝时期清河张氏与胡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历程进行考述。认为随着东晋政权偏安江南,既无力也无意收复中原,同时北方由于胡族统治者逐渐尊重汉族士人权益并积极引用,使的清河张氏等北方士族开始走上自觉与胡族政权合作的道路。     

十六国时期的移民与民族融合研究

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战乱不断,许多人为了生存向外移民以避难,大批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地区,出现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大规模移民的局面。这一时期,自发的无序移民与国家组织的有序移民同时发生,共同促使各族人民相互杂居。各民族的迁徙与杂居,使民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合。     

苏轼贬谪心态研究——以赣州时期为考察中心

苏轼前往贬地的心理准备以及心态建设对研究他的贬谪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绍圣元年,苏轼被贬惠州,途经江西,在赣州停留了一段时间。赣州秀美的自然山水抚慰了他孤独寂寞的心情,淡化了他贬谪的痛苦。苏轼在赣州时期也有浓厚的人生无常之感,江南水乡特有的烟云凄迷加深了他内心的迷惘。赣州浓厚的佛禅文化助苏轼洗涤了自身的尘垢,恢复了自性的清明。赣州境内的大庾岭是苏轼前往惠州途中要翻越的最后一道大的自然障碍。险恶的自然环境并未困扰苏轼,反倒促成了他精神的升华。从大庾岭南下,他逐渐把贬谪之路化为了追求大道的成圣之路。     

唐人咏长安佛寺诗的流变——以慈恩寺、青龙寺诗为例

唐人咏长安佛寺诗经历了初盛中晚四个不同时期,反映了长安诗人喜游佛寺的文化风尚和唐代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不同时期佛教政策的差异、长安佛寺文化的流变,折射了唐代文人对现实政治、宗教信仰、时代盛衰等问题的深切思考,具有丰富翔实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     

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以唐代取经僧人的记录为中心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世界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开辟完成,中国与世界更全面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出特别之处.中国僧人纷纷前往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到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成为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胜迹之外,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中国,是求法僧人的主要目的.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主动前往,为佛教中国化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明代话本小说对僧人金钱欲的批判——以《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为中心的解读

在结构主义视野下,明代话本小说《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在表层叙事结构之下潜隐着深层叙事结构,它不仅仅是一个善恶有报、贫富命中注定的果报故事,更是一个时代敌视僧人金钱欲的文化隐喻,体现出作家对教化责任的承担。     

异文选择与词义考释——以中古史书为中心

古籍异文具有重要价值,但也为整理、利用古籍设置了障碍。要对纷繁复杂的异文作出正确的选择,准确考明异文所表示的词的含义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以中古史书异文为例,从考求古词古义、把握新词新义、明了习语常词、明辨词的假借义、分析字形以求词义五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