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邦、项羽的战略政治理念之冲突——从鸿门宴上项羽不杀刘邦说起

"鸿门宴"是<史记>记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宴会,多数人认为项羽不在鸿门宴上杀刘邦是他的"为人不忍"和"妇人之仁"等性格因素造成的.王立群亦认为是"项羽的政治幼稚".其实根本原因在于项羽的政治理念与追求是"霸业",刘邦表示臣服后,项羽也就将他纳入了自己的政治体制之中,与其他诸侯一样看待,从而在鸿门宴上放过了刘邦.刘邦选择了"帝业",因而极力消灭竞争对手项羽.     

杀了刘邦之后

《鸿门宴》上,项羽放走刘邦,论史者多认为这是项羽失败的原因之一,认为这是妇人之仁。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原因有二:一是他没有认识到刘邦是与他争天下的强有力对手,这是他见识短;二是他对刘邦下不了狠心,这     

项羽“善遇”刘邦原因析——兼与韩兆琦先生商榷

鸿门宴上项羽之所以"善遇"刘邦,根本原因在于鸿门宴前、鸿门宴中、鸿门宴后十四五个月内,项羽就没有认识到刘邦的威胁性,没有认识到刘邦会是他日后独霸天下的敌手.那种认为项羽在鸿门宴之所以"善遇"刘邦,是因为项羽恭敬慈爱,是因为刘邦是武安侯、待定关中王的认识,项羽杀不了刘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品咂细节 消弭异样——《鸿门宴》文本细读

<正>《鸿门宴》这一文本充满着异样。与惯有形象相比,教材中《鸿门宴》里的项羽,愚憨、木讷、渺小。刘邦一句"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就能让他发出"籍何以至此"的无奈之语,收回杀意?整个鸿门宴上,项羽除了"诺",便是"未有以应""默然",少有言语。这是真实的项羽吗?从《项羽本纪》中走出的项羽,司马迁着于其身的笔墨不比刘邦,甚而不及刘邦的"参乘"樊哙。这是为什么呢?     

范增形象分析

在项羽集团中,范增是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在鸿门宴上,范增的表现尤其引人注意.宴会前,他劝项羽对刘邦"急击勿失";宴会上,他先是"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多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继之又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宴会后,他拔剑击碎刘邦送的玉斗,气得大骂项羽.对于项羽的成败,他比项羽本人还要着急.     

也谈鸿门宴上楚汉之得失──兼与张志坤先生商榷

也谈鸿门宴上楚汉之得失──兼与张志坤先生商榷张斌荣鸿门宴是楚汉相争历史中的；一大关捩。有关这次“宴会”中刘邦和项羽两大集团所取策略及其得失问题，是史学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传统看法认为，鸿门宴上项羽没有乘机杀刘邦是大失策，为他以后的失败埋下了后患。...     

鸿门宴酒香飘千古楚霸王心机费参详——浅谈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的原因

《鸿门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名篇,对其中的传主项羽,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2000年3月第2版,第一册)和江苏版教参(2005年12月第2版,第三册)认为,他"自矜功伐而有妇人之仁","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苏教版《〈史记选读〉教学参考书》(2008版)分析《项羽本纪》时认为,鸿门宴上的项羽"头脑区钝,优柔寡断,完全缺乏政治斗争手腕","范增对他那样忠心耿耿,他不听,项伯那样吃里扒外,他却言听计从.刘邦甜言蜜语的恭维奉承,樊哙义正词严的申斥,张良事后的巧妙反应,他都一一容得下,他完全被人家里应外合地争取、利用、愚弄了".教参的编写者对项羽在鸿门宴的表现持否定态度,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头脑区钝,优柔寡断,有妇人之仁,被人家争取、利用、愚弄,简直是个只知使用武力,头脑简单的鲁莽武夫.然而,笔者在反复阅读《史记》《汉书》等资料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想法.笔者以为项羽可能真的有"妇人之仁"、轻视刘邦等心理,但放走刘邦的根本原因却不是这些.     

《鸿门宴》的心理学解读

读《鸿门宴》,会发现项羽身上有许多疑问:为什么他会在刘邦的一番甜言蜜语后立刻供出曹无伤?为什么他没有按军法处置闯帐的樊哙,反而称之为壮士?为什么范增将刘邦奉献的玉斗撞破而他却泰然接受了白璧?这些疑问的产生主要缘于我们受一些"常识"的局限。如我们在分析鸿门宴时,总会想":如果项羽杀死了刘邦,就不会有人和他争天下了,     

《鸿门宴》:救刘邦于剑下者谁

"天云属地汗流宇,杯影龙蛇分汉楚。楚人起舞本为楚,中有楚人为汉舞。"宋人谢翱笔下的《鸿门宴》诗写出了鸿门宴会上变幻莫测的情景。汉王刘邦能从虎狼之穴逃离,着实惊险。人们每论及此,不是归咎于项羽的妇人之仁,就是归功于刘邦的狡诈机变;不是指责于范增的妄自尊大,就是称赞于张良的多谋善断。至于项伯,往往忽略。再读《鸿门宴》,笔者认为,救刘邦于剑下,项伯功不可没。首先,项伯夜奔张良,为刘邦     

鸿门宴上的座位安排与项羽性格的关系

鸿门宴上的座位安排绝非是项羽自高自大,而应该是分宾主的。刘邦来项羽军营中谢罪,军事态势上处于劣势,但项羽遵从叔父项伯的劝导,心理上不但没有对刘邦设防,反而将刘邦当作客人。在叔父项伯与谋士范增之间,他感情的天平失衡,是宗亲血缘的魔爪和虚伪的道德使项羽坐失良机,也恰恰是这“义”与“孝”使项羽成为一名失败的英雄永垂史册。     

刘邦丰西纵放骊山徒的真实原因

关于刘邦纵放骊山徒的原因,学界一直沿用《史记·高祖本纪》中"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的说法,即害怕交不了差要受严惩故而行之。但从实际情况考察,这一经典解释又存在一系列破绽,诸如:押送行动没有配备应有的护送武装;徒夫被绳索绑缚,自己很难挣脱;出发第一天就出现大量逃亡事件;逃亡发生后,既不向上级报告,又不组织追捕,亦未采取补救措施;宿营地的选择存在明显失误等。从刘邦在秦末的一些活动来看,他具有纵徒举事的主观动机。经过他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形成了化解风险、实施预谋的潜在实力和条件。因此,丰西纵徒应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     

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事件,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事件的始末和真正原因。刘邦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纯粹的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最终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实质上,能够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商山四皓"只是他们为显示实力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     

刘邦从匈奴包围圈中脱出的必然与偶然因素

针对此前流行的、认为公元前2000年刘邦之得以从白登脱围，是因为匈奴主动撤开一角的说法，本从纵、横两个方向比较了刘邦的另外几次从危难之中脱离险境的事件，总结出刘邦每次被围时，他一定要设法脱险的必然心态和规律性的脱险方法。结合当时匈奴的社会状况及其风俗 习惯，经过综合分析，得出并不是匈奴主动解动围,而是刘邦采用陈平之计，“间使、厚遗阏氏”从而拖延了时间、松弛了匈奴的警戒，并营造出一部分围骑逐渐“引去”、汉人使“往来”行走、匈奴“不觉”可疑，习以为常的局面，又乘偶然的“时天大雾”的天赐良机，以汉军使的模样，混在人群中溜出匈奴包围圈的结论。     

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事件,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事件的始末和真正原因。刘邦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纯粹的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最终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实质上,能够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商山四皓＂只是他们为显示实力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汉初萧曹相位之争

萧何、曹参同为跟随高祖刘邦创立西汉王朝之重臣,萧何一直镇守后方,筹集兵员粮秣;曹参在前线出生入死,屡建功勋。天下平定后,萧、曹二人为争夺丞相之权位曾有一场激烈辩论,刘邦不顾众功臣反对而采纳张良的建议,给予没有战功的文吏萧何以功劳、位次两项第一,并委以开国丞相的要职。刘邦此举对有着浓厚军功传统的汉初国家领导层而言极具深意,不仅妥当地缓和了功臣群体与吕后的紧张关系,而且将行政人员的位次安排在功臣之上、承认文吏之"劳"亦是"功",实际上使战国以来主要为兼并战争服务的军事型国家机器平稳地转向以和平时期的日常行政为要务的管理型国家权力。对曹参的任用亦体现了刘邦处置朝廷中各派利害关系时的良苦用心。对萧、曹的职务安排确保了汉初的政治稳定与法制规范,并为其后的国家政治运作提供了范例。     

陈武帝“汉高、魏武之亚“、“无惭权、备“驳议——宋、齐、梁、陈开国四帝简论之一

姚察以刘邦、曹操比喻陈霸先,魏征以孙权、刘备比喻陈霸先,皆不恰当.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的史学家,如王夫之、吕思勉,才能充分认识陈霸先抗击异族、保卫汉族政权的历史功绩.     

刘邦"约法三章"探析

刘邦进占关中后,发布“约法三章”其目的在于安抚关中民众,做关中王。“约法三章”与汉初的法律制定无多大关系,重要性在于其政治意义。刘邦发布“约法三章”赢得了关中的民心,为后来战胜项羽打下基础。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汉高祖刘邦纵放骊山徒时间考

刘邦西行送徒前夕,"常(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从刘章《耕田歌》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看,其田中种植的作物是粟类,中耕除草的时间在农历四月下旬至五月下旬之间。刘邦休假之后投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需要二三十天,因此西行纵徒斩蛇应在其后的农历六月前后。再从蛇类的活动习性看,农历六月份,丰沛所在的徐州地区气温最高、气压最低、湿度最大,是蛇类的活跃期,蛇类经常横卧当道以通风散热,遂有"大蛇当径"刘邦纵徒斩蛇之壮举。从《汉书.惠帝纪》推知,惠帝出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二月左右。《高祖本纪》中的"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两子"分别为惠帝和鲁元公主,而"告归之田"是史籍记载中刘邦纵徒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可知秦始皇三十七年二月,是纵徒时间的上限。从《高祖本纪》看,纵徒时间的下限是秦始皇东巡,在《秦始皇本纪》中,东巡有四次,其中前三次早于公元前210年,惠帝尚未出生,故纵徒时间的下限只能与第四次东巡有关,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因此,刘邦纵放郦山徒的时间应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农历六月前后(公元前2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