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治理效能评价——基于主流媒体实践的视角

媒介化治理指在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中发挥媒介重要性的治理新形态,其中主流媒体在提升媒介化治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科学评价主流媒体参与治理的效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把握媒介化治理效能的概念内涵,又要根植媒体融合的具体实践语境。主流媒体参与治理的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可包含媒体融合层面的内源性指标和网络管理层面的外源性指标两方面,其中内源性指标包含技术支撑力、内容竞争力、公共服务力三个二级指标,外源性指标包含多元主体协同力、优势资源整合力、协商程序执行力、关系信任合作度四个二级指标。这一指标体系框架的初探,既考虑到治理效能在“能力”和“效用”上的基本内涵,也考虑到了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     

媒介化治理：概念、逻辑与“共识”取向

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前提,在于媒介系统深嵌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多重系统中,并为现代性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取向。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以媒介化思维嵌入至社会治理网络为认知起点,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至现实问题的过程性治理实践,其目标则是实现多主体的情感共通与共识达成,成为现代化风险模态下的新型治理取向。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媒介化治理更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治理主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立足于媒介化思维上治理主体“范式”的整体转型,集中表现在权威机构优化情绪治理、媒介平台建构集体信仰与社会公众践行理性行为。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理念指向、实践走向与价值取向

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化社会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发事件在媒介化社会频发,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对象。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向,通过信息中介化澄清事实真相、边界模糊化整合多方治理主体、多元互动化引导舆论正确走向等行动路径,激活政府、组织及个体参与突发事件共治的主体意识和共同行为,阻断突发事件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传导与演化,促进善治的制度优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乡村体育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与治理——基于“村超”的田野考察

新媒介深度嵌入乡村的生产生活,使乡村体育文化的传播发生重大变革,在治理层面出现机制与价值的转向。聚焦贵州“村超”这一媒介化的乡村体育赛事,采用深度访谈法,剖析其媒介传播与治理实践,发现普通村民作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内生型组织主体的整合与团结效能以及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是“村超”在新媒体环境中赢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因素。进而归纳提出媒介化机制影响下内生性乡村文化治理的框架,指出村民个体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村庄共同体组织性的激活以及内生型的地方文化传统是乡村体育文化治理潜能得以发挥的三个关键方面。     

政治逻辑、风险逻辑与媒介逻辑：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机制研究

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是在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交织中产生的命题。本研究将媒介化理论纳入风险治理视野，将媒介视为治理体系内的核心构成，阐释了媒介作为治理主体、治理载体以及治理对象所承载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又立足于媒介化、风险与治理的关系，从政治逻辑、风险逻辑、媒介逻辑的内涵及相互作用关系入手，探讨了风险媒介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三种逻辑的互动作用结果决定了风险治理中的价值导向、现实规限、资源配置与建构机制。风险的媒介化治理实质上为其内蕴逻辑间的博弈提供了调适空间，任何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都要求在三种逻辑之间寻找交汇点，形成适应媒介化社会的风险治理机制。     

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路径创新——基于《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分析

积极推动媒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展现“两个先行”头雁风采,杭州在通过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本研究通过对《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剖析,探究了媒介化治理过程中媒体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调和方式以及媒体制造社会共识从而达成媒介化治理目标的具体方式,探索了基于《我们圆桌会》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即通过搭建多元社会主体交流沟通协商平台,形塑自身主体性。通过党政部门与媒体机构的“政媒联动”机制,规避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与矛盾。通过媒体的公共性实践,在广泛的多元社会主体中制造社会共识,实现媒介化治理目标。     

媒介化协商共治：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探索成果。论文从基层协商民主视角研究了数字媒介如何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赋权公众,促使公众以媒介协商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弥补基层治理主体“协商不对等”的潜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格局,即“媒介化协商共治”。这种民主实践中,数字媒介建构了社区公共领域,整合多元主体,强化公共交流,建构社区共识,推动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实现基层“善治”。这种治理模式中“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创造了一种“全时段”、“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途径,数字媒介以其“可供性”和“可见性”逻辑促进了主体扩大化、参与直接性、过程透明化、民主真实性。因此,媒介化协商共治是一种典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对于增加社会主义民主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四维模型”

参考相关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以及张旭昆的制度演化理论,联系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实际,本文建构起一个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四维模型":"媒介制度环境"、"媒介制度变迁的主体"、"媒介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变量"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外源性变量",四者构成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媒介制度变迁可以从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开始演化。四个维度中的变量可能单独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某一层面,也可能同时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三个层面,这个过程呈现动态性。四维模型可以分析具体的媒介制度变迁的情境与案例,揭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     

突发事件风险媒介化：“信息疫情”的本质、演化与治理

“信息疫情”往往是突发事件次生的“第二战场”,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议题,其本质是突发事件生发演化与情境结构变异所形成的风险媒介化景观。在共时性维度上,突发事件的符号化、信息扩散的病毒化和公众情绪的势能化交融互动,共同建构了漂移、异轨和构境的景观整体;在历时性维度上,媒介化作为一种结构性和功能性力量,以风险的时空折叠、智能复制与数字计算,嵌入甚至主导着信息疫情风险景观的生发演化动态过程。信息疫情治理的关键在于把握突发事件风险的媒介化特征,在理解媒介化贯通“事件-信息-情绪”风险景观的基础上,遵循以人为本的自反性原则,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风险规避、防范与调节的应对机制。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新型治理主体：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构研究

在媒介化社会,人类在推行法治、德治、善治的同时,也把媒介化治理纳入社会治理的体系之中,把媒介化治理能力的提升纳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从能力建构上看,媒介化治理能力是调动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过程,在建构过程中,行为主体充分利用媒介本身的特点,发挥媒介干预社会的作用,从而实现媒介化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从能力结构上看,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遵循逻辑的能力、信息披露的能力、有效引导的能力、调动共治的能力、舆论监督的能力等五种能力。     

论电视文化生态的和谐

强调中国电视对媒介责任的担负,不能仅仅停留在呼吁呐喊和学理研究的层面,更要落实到各级责任主体的实际行动中去.具体来讲就是,在文化维度上实现多元文化的均衡发展,在政治维度上促进和谐社会的良性建设,在国际维度上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     

竞合与共谋:2018-2019年突发热点舆情中网络用户参与形态与特征研究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断加剧着社会公众与媒介机构对于社会新闻与公共事件的参与程度,其参与的形态、速度、广度和深度上的深刻变化都为今天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筛选出发生于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间的200件突发热点舆情事件并对其展开分析研究,着眼于发现并了解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各个主要参与主体的参与形态及特征,梳理出新闻机构用户、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微博头部用户、普通社交用户等四种突发热点舆情事件中的显著参与用户类型。通过分析它们在突发热点事件中的参与表现后发现,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相互之间不仅存在激烈竞争关系,同时在议程设置、内容生产到话题消费,以及商业目的变现等各个层面,不同参与主体也在客观上达成了一种普遍的相互合作,不断推动热点舆情事件的发展。     

网络问答:社会治理的新可能

在信息社会,要使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便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社交媒体.近两年,依托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网络问答平台红极一时,这些平台在推动社会治理方面具有治理效率优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项目定制化等显著优势.而要使得相关平台更好地发展,则应完善政府、平台、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既需要平台自身规制,也需要在常态化制度化的框架下运行.     

元治理视域下档案治理主体协同策略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提出后,档案管理逐步向档案治理转变。相较于档案管理,档案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手段的多样与过程的互动。从主体的多元化角度来看,当前档案治理体系中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但实际工作中并未产生明显的协同效应,形成合力。本文以政府的定位为核心,引入元治理理论,构建理念、主体与制度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指导与政策文本分析,提出了兼顾理念与实操的档案治理主体协同对策,包括转变理念是前提、合理定位是关键、制度规范是保障,以期在各主体共同参与协作下,构建安全高效、内涵丰富的现代化档案治理体系。     

新闻法治缺失的三个向度

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步伐的迈进,媒介治理中的法治缺失问题日益凸显。在国家层面,全能型政府的运作惯性依然很大,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仍然不够;在社会层面,公民自由创办媒体、获取和传播信息的阻力重重,对权利的保障和救济途径有限。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治缺失不仅有观念上的,也有制度上、操作方式上的,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传统法律观念根深蒂固、公民言论自由缺乏足够保障和媒体违法侵权行为屡见不鲜三个向度。这三个向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新闻传播业实现法治的进程。     

媒介共治：媒介化治理的学理脉络、本土演进与研究空间

传播媒介超越技术客体角色,成为媒介化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的行动主体,深刻重塑了传统的政治运行秩序和社会治理样态。媒介化治理在我国经历了批评报道、民生新闻、网络问政、政务新媒体等实践演进过程,逐渐被吸纳为国家治理的宏观话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操作经验。未来的媒介化治理研究,需要拓展全球场域的国际传播治理视野并规避媒介中心论的叙事误区。     

从全球传播视角探询媒介“传播主体”维度认知

本文通过呈现全球传播视角,进而探询在全球传播时代对外传播过程中媒介“传播主体”的维度认知,在分析全球传播特性及其产生的对外传播形成的可能性障碍基础上,来理解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呈现全球传播如何影响媒介“传播主体”维度,并进而分析媒介“传播主体”身份构建与角色扮演难题,以期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寻找更为稳妥有效的方式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     

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的实践考察与优化路径

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是“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主要任务的内容之一。实践中，局馆协同联席化、机制化，部门协同法制化、制度化，区域协同实用化、常态化，行业协同普及化、日常化；法规标准制定主体多元化、内容清晰化；联合执法新招迭出；重点领域监管有法可依；业务监督指导纳入督导范围的特征和趋向尽显。以《规划》“协同”任务为导向，借《规划》实施评估之东风，以“强基、强心、强优势、强保障”为目标，从主体主导、入法入规、由点及面、落差下沉四个维度，优化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的路径，推动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