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及其续编档案史史料研究

“三通”及其续编档案史史料作为重要的“通古今”政书,记载了古代有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典章制度,它们以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其所记载的事物与档案、档案工作关系密切,具有贯通古今、内容广泛、可信度与集中度高、关联性强等突出特征,是极具价值的重要档案史料。作为档案史史料,它们的内容涉及档案种类、档案机构与人员、档案工作制度、档案语言词汇等多方面。目前,档案界对这一类档案史史料的应用较为广泛,但在应用形式与应用内容深度上仍有所不足。     

中国古代“会典”档案史史料研究

“会典”作为专记法典政制的典籍,详细记述了古代各级政治机构、设官职掌、典章格律及其沿革,是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档案文书、实录、官修书籍等,所载事物与档案、档案工作密切关联,特别是权威性与真实性高、统分紧密结合与结构科学合理的内在优势使其在档案史研究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档案史史料,它们涉及大量档案机构与人员、档案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诸子百家档案史史料特点及应用研究

诸子百家档案史史料内容丰富，在我国档案史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该类史料分散在各派经典之中，涉及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文档名词、档案种类、档案载体、档案机构与职官设置以及档案管理制度等内容，因其记载内容年代久远、所托典籍流传情况复杂，在使用时常需对相关内容进行多方考证。诸子百家档案史史料在学界运用较早，成果丰硕，但其中也存在着史料误读而造成的研究“失真”现象等，对其研究与应用还需继续深入。     

会要与会典档案史史料在中国古代档案史研究中的应用

会要与会典内容广泛、资料丰富,作为政书类档案史史料,其来源真实且可信度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从史料应用来源看,主要有纸质史料资源、档案馆网站以及在线数据库等电子资源,但仍以纸质史料资源利用为主。从应用的主要内容看,主要涉及档案与档案工作两大方面,包括档案管理制度研究、档案管理机构研究、各种档案类型研究等内容。从应用的特点来看,呈现出研究路径以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相结合、研究视角多元化且多采用以小见大的视角、研究层次侧重于微观层次研究等主要特点。迄今为止,档案界对这一类档案史史料的应用较为广泛,但深入研究仍有所不足。     

中国现代档案史报纸史料研究（1949—2022）

中国现代档案史史料中，报纸史料具有专业性、定期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在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相关事实经过方面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中，《中国档案报》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档案专业报，刊载着档案法、档案人物、电子文件管理等方面的史料。中国现代档案史研究者中，档案机构研究者应用报纸史料的数量高于高校档案学者；应用报纸史料的内容上，具有档案史料性质的报纸史料被应用较多。同一内容的档案史史料刊载在期刊上比刊载在报纸上应用更为广泛。     

中国古代档案史笔记史料及其应用研究

笔记作为一种重要史料，对于档案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及独特的作用。独特之处在于它是非官修著作，多为在朝廷任职官员或乡野文人自己编著而得，可以据此与官修正史相对照，具有扩展意义，并达到查考、证实的目的。笔记类档案史史料中的内容有记录古代档案管理、档案利用的，也有阐述档案价值的。后人多应用这些史料在档案词源研究、文档名词发展研究、古代档案工作研究等领域。笔记史料是不可忽视的档案史史料类型。     

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电子资源组成及其应用

文章从档案馆官方网站类和在线数据库类两个方面对档案史史料电子资源进行概述,了解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电子资源的特点和优势,并对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电子资源在档案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探析,最后得出结论,电子史料资源内容丰富、使用便利,促进了档案史料学的发展,但应用层面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中国近代档案史料在近代档案史研究中的应用

文章通过统计、整理中国近代档案史料在近代档案史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发现其来源主要有纸质档案原件、档案馆网站等电子资源和档案编研成果。基于此,对应用较为普遍的馆藏纸质档案原件和档案编研成果应用现状、特点进行分析,发现近代档案史料在中国档案史研究中,以关于近代档案类型和档案内容的研究为主,关于近代档案工作的研究亦较为重要,并呈现出馆藏近代档案应用基本遵循就近原则、近代档案史料应用不够普遍、作者群体较为分散等特点。     

中国古代档案史丛书史料述论

对中国古代档案史丛书史料展开具体研究,有利于展现丛书史料价值的独特性。整体概述、择要介绍丛书史料,归纳得出中国古代丛书保存档案史史料的优势与局限性。谈及丛书史料应用情况,主要对丛书史料的双重属性问题和丛书史料的应用量、应用书籍以及误引书名问题做具体分析。总体来说,丛书中的档案史史料内容较丰富,价值较高,仍有较大发掘空间。     

希冀中国档案文化史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档案事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教育部批准立项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包括有“一库”(知识库)“三史”(《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本文对“三史”的总框架和主要内容以及少数民族“三史”的总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论述,同时对于《中国档案文化史》的编写,提出了要继承已有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考古学、中国图书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的建议.     

问题与方法：清代司法档案整理与法律史研究的双向互动

清代档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基本史料,清代司法档案的整理促使法律史研究的“问题”导向更为微观、具体,并引入多元的研究方法。同时,法律史研究中对诉讼文书展开研究也为后续清代司法档案的整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围绕“档案中的虚构”等问题的讨论也使清代司法档案的价值得到更深层面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对清代司法档案的更为全面的利用。     

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三题

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既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分支,又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部门史.但迄今为止,对这门边缘学科的创建问题尚未引起档案界学人的关注,属于一项填补空白的课题.这项课题难点虽多,但意义重大,亟待开展研究.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研究亟待开展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中国档案史的分支学科,又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部门史,同时又和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料学、文献学、古籍学、文物学、考古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要充分利用中国民族史、民族史料学、边疆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古代各民族的档案史料、出土文物,以补充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并提供实物见证.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档案史的整体构架、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研究资料及发展脉络等,进行较为宏观的整合和描述,梳理历史史实,分析历史现象,阐述历史特点,总结历史规律,而系统地收集整理有关少数民族档案史的资料尤其重要.     

将中国档案史研究进行到底

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这门学科是一门老课程了,档案界泰斗吴宝康先生在1996年这样说过:“从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期档案专修班开讲算起,已有40多年。我们习惯称之为中国档案史,其实就是中国档案工作史、中国档案事业史,它是我国档案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     

对中国近代档案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20年来,有关中国近代档案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约有百余篇(部),内容主要涉及档案史料、档案法规、行业档案、名人与档案四个方面的研究。笔者拟对这些学术论文和专著做系统梳理,并探讨在资料建设、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的一些不足,以期对中国档案史的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关于《中国档案史》教材建设的若干思考

《中国档案史》是研究我国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产生与发展等内容的一门重要的档案学分支学科。针对目前《中国档案史》教材存在的诸多不足,作者对中国档案史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对重写《中国档案史》教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重写《中国档案史》教材的时机已经成熟,档案工作者应该适时把握时机,重写一部全新体例与内容的《中国档案史》教材。     

档案教育课程进入内蒙古党校课堂

4月9日，由内蒙古档案局研究馆员可伟主讲的“档案、档案工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专题讲座在内蒙古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上亮相，讲座内容涉及档案史，档案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自治区档案局、馆概况，档案信息化、法制化、信用档案建设，现行档案文件中心的设置等问题。内蒙古档案局局长张佃敏、副局长刘振魁与内蒙古党校副校长吕广明旁听了讲座。     

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内容主体、边界及其他

当前学界大多认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的主体是由历代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演进与变迁以及档案学史构成的,但是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历史图景及内容结构还是有显著差异的。隋唐时期是重要的分界点。文章还讨论了可能仍为学界所忽视的“档案研究”与“档案学研究”的关系问题。     

基于口述史的档案编研发展策略分析

缘于对提升档案工作层次、深化档案服务的重要意义,档案编研工作愈加深入和广泛,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但繁荣的表象背后也包含着隐忧,诸如深度不足、辐射面窄、效益欠佳等.档案编研也需要以持续的创新求得科学的发展.将视线移至文化产品领域,近些年来口述史题材类图书和栏目的大受青睐,也给我们以启示.虽然目前学界对口述档案争议未休,但是口述史作为一种集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为一体的研究方法与活动,为档案编研展现了一片新天地,从中我们可以探求档案编研的又一创新发展路径.     

档案史料价值及其学术功能浅议

档案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有目共睹。尤其是对近现代史研究,它已被一些专家尊为“衣食父母。”固然,这一方面由于档案本身的属一次文献、内容原始、真实等特性,另一方面也和档案界同仁多种形式的参与分不开。并由此,有档案专家提出了创立一分支学科档案史料学的倡议。笔者从事档案史料编研工作10有余年,虽为浅尝辄止,但在实践中也有点滴体会,认为胡适在史料学研究中强调的“方法的自觉”,确是一种借鉴。这就是对档案史料如何掌握其特殊性与共同性,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其史料价值和学术功能有个较规范的总结。笔者归纳为下…     

史料与情境：地方档案研究的历史叙述与多维表达——吴佩林《清代地方档案中的政治、法律与社会》读后

吴佩林教授《清代地方档案中的政治、法律与社会》一书于2021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重要成果，其框架三重视角的选择，研究内容部分的史料应用和创新性结论，以及研究方法所蕴藏的价值和智慧，合力为读者展示出清代地方社会实态，并为今后地方档案挖掘以及区域史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