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武汉新闻界

一、国民党宣传中心由广州移至武汉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武汉不仅是全国的革命中心,也成了全国的新闻宣传中心。武汉攻克前,大部分报刊在帝国主义军阀的控制下。北伐军进入武汉,一些反动、黄色的报刊慑于革命势力,纷纷自动停刊。打着中间旗号的报刊继续出版,但不时发出诋毁革命的言论。为整顿武汉地区的新闻事业,北伐军总政治部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颁布了“新闻检查条例”,规定所有     

张之洞与辛亥首义

皮明庥先生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出版),系统地阐述了晚清一代名臣张之洞督鄂时的治绩,以及他对武汉城市近代化作出的奠基性贡献,并用大量事实揭示了武汉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崛起、当时堪称一流的教育兴革和称雄江南的新军编练等与辛亥首义之间的深刻而复杂的联系,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张之洞的历史作用,认识辛亥首义在武汉爆发的社会历史根源提供了新视角.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探析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是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武汉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还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背叛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大多数暂时离开了革命,只有极少数以独特方式和独特身份在坚持革命。     

1923年初，李大钊在武汉“记事”

<正>最早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李大钊的武汉故事或曰武汉情缘发生在1923年2月。其对大武汉的最初印象,绕不过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开天辟地之光辉篇章,给武汉地区的革命者以思想启蒙。100年前的二月,在华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武汉,李大钊讲进步的历史观、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热情讴歌社会主义,指导“二七”罢工斗争,在武汉留下了革命的足迹。     

瞿秋白同志在报刊工作方面的活动

瞿秋白同志从五四运动开始投身于革命活动起,就从事革命的报刊工作,编辑《新社会》旬刊;不久,受聘于北京《晨报》,作为它的特派记者赴苏俄;1923年初回国后,主编《新青年》(季刊);在五卅运动时,主编《热血日报》;在武汉时期,曾经为争取出版党的日报而进行过斗争。     

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研究

<正>一、红色档案的价值红色档案具有教育价值。红色档案包含的翔实史料、直观图片、鲜活影像、革命遗址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党的伟大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红色档案蕴含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是开展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财富。红色档案具有经济价值。利用革命遗址、革命纪念馆发展红色旅游，利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创作舞台剧、影视剧，在实现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长江风云录(续)

参加“八一”起义的战斗范长江站在黄石港江边的海观山挹江亭上,俯视着滔滔长江。他的思绪象江中的波涛,激荡、回流、翻滚。……他回想着在武汉时的情景,政治形势的变化,如迅雷闪电,使他难以捉摸。他刚逃离重庆来到武汉时,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震动着他的心灵,他全身心地投进了革命的洪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反动势力会如此迅猛地从四面八方向武汉围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她虽不是作为逃亡者流落异国他乡,但其出走的内幕也确带有神秘色彩。“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愤然离开武汉到上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宋庆龄的无比义愤。为回击蒋的叛变,宋庆龄在武汉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发动了声势浩大…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新闻教育的溯源CSSCI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革命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的新闻教育实践。陕北公学通过墙报等方式探索开展新闻教育;华北联大创办新闻学系,并在全校广泛开展新闻宣传教育;华北大学持续开展新闻教育,为全国输送大批新闻宣传人才。革命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的新闻教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其他新闻教育机构,真正适应了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实现了革命理论与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贯通,培养了大批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工作者,体现出明显的红色底蕴:专业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实践;学界与业界联通互动。     

陈独秀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1年12月,马林应国民党之邀请,在翻译张太雷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先后在武汉、长沙、广州、桂林等地进行了对中国革命的实地考察。在桂林他拜访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1、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农大众;2、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地;3、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任弼时：党内负重前行的骆驼

勇于为真理而斗争 批判和揭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智救廖承志 1927年5月,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青团总书记。蒋介石4月叛变革命后,当时由于陈独秀贯彻和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惨遭杀害,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任弼时领导团中央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特请陈独秀出席团中央会议。     

从前线到后方——忆1938年徐州突围

1938年4月,日寇在台儿庄遭到惨败之后,野心不死,调动更大兵力,企图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扫荡华北;切断陇海线,以夺取武汉。因此,徐州会战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奔赴前线武汉新闻界为了实地采访徐州会战的情况,组织了战地记者团。其时,我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怀着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     

湖北革命实录馆:记忆辛亥革命第一馆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更是辛亥革命的决斗之场。湖北革命实录馆仅存在了一年零二个月,但却收集保存了辛亥革命的珍贵材料,编纂出了8册《湖北革命实录长编》,堪为实录辛亥革命第一馆。值此辛亥百年之际,本期特别推出这篇史料翔实的钩沉文章,一是以资纪念;二是追忆辛亥档案人的奉献精神,同时为中国档案史增添鲜活内容。     

大江流日夜 彭吹功不朽—忆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在此期间，国人也掀起了第二次办报高潮（第一次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高潮。它是从孙中山先生１９００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开始的，此后，革命党人在海内外创办了大量的革命报刊。近代武汉是国内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受革命思潮影响较早，从而成为了辛亥时期与上海、岭南并立的国内三个宣传中心。而当时武汉最有声望的报纸首推《大江报》。（一）《大江报》的前奏１９０５年武汉地区最早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楚报》在汉口英租界创刊。１９０５年冬，《楚报》因揭露清政府出卖主权…     

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风潮述略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为了打破中外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挽救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断然颁布了以集中现金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应急措施。《集中现金条例》的实行,不但未能缓解财政危机引起的尖锐矛盾,反而使脆弱的武汉经济深受影响,演成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潮。一武汉政府实现现金集中的原因,除宁汉对立局面形成后,中外反动派加紧对武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这个客观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它是武汉政府为维持庞大的战时开支而长期推行纸币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革命洪流中建立起来的武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经济上的严峻挑战。直接财政收入不断下降,政府支出却在与日俱增,财政收支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之中。同广东政府时期相比,武汉政府名义上的辖区虽扩大到南方十省,而真正在财政上保     

媒介宣传与去污名化——以武汉“城管革命”报道为例

城管,在现代城市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部分城管的违规执法和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使得城管这一群体被污名化.武汉作为重要的中部城市,却背负着“脏乱差”的恶名,城管的负面新闻不绝于耳.为塑造“大武汉”新形象,三年前,武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城管革命”的口号,提出要用三年时间让武汉市容环境达到湖北省内最优、国内一流水平.     

黄冈至黄梅高铁项目档案过程化管理实践

<正>2022年4月22日,新建黄冈至黄梅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黄黄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黄黄高铁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沿线是大别山革命老区。该项目开通运营对推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带动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品重柱石:王荷波在武汉

1926年9、10月间,随着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和武昌,大革命的重心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迁至武汉,1927年1月1日起正式在武汉办公:自1926年9月始,中共中央陆续调派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1927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来武汉.站在历史的风口,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出版史料二则

长江书店概况长江书店1926年11月成立于武汉,同时还设立了一个长江印刷所,负责人为苏新甫。地址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长江书店除发行上海书店(包括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外,还发行其他书店的进步书刊。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嘉兴一带,直逼上海、南京。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革命书刊的配合。党就决定在上海恢复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成立了《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的总发行所,后改名为上海长江书店。四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