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元话语多种“转向论”之中庸观反思

在开辟研究视野的同时,各种"转向"也为翻译研究带来元话语风险。该风险指向一种负面的效应:在"转向"的搅动下,研究者被作茧自缚、迷己逐物的惯性带入"心为物转"的困境,导致学理思维的困惑与混乱。本文重拾儒家的中庸思想,通过论证得出结论:研究者应秉持中庸观,通过"反求诸其身"的路线,在"未发之中"的支点上,在"发而中节"的张力中阻止翻译学界"心为物转"的元话语风险,使研究者走向"心能转物"的状态,以助其获得自主性与位置感,释放强大的人本潜能。对于主要由西方学界主导的诸多"转向",源于中国式智慧的中庸观开出一剂对治认知弊病、改善研究思维的"中药"。     

贯通“中西古今”——郭沫若史剧理论的启示

郭沫若的史剧理论受了西方文化“科(学)艺(术)区别”的决定性影响,冲破了“文(艺)史(学)不分”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强调作家处理历史题材时的虚构与想象自由.但他的“失事求似”理论却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比兴思维出神入化般的运用,这无疑对遭受西方理论冲击、面临“失语”困境的当今中国文艺理论界具有启示意义.当前历史文艺创作之乱象乃至批评话语的混乱,与历史共识的缺失直接相关.     

陆王心学“减损论”的本体论基础与时代背景

与程朱理学格物致知外求式的修养功夫路径不同,陆王心学“减损论”致力于发明本心的内求式修养方法。陆王心学“减损论”主张人的本心具足,无需外求,只需去除遮蔽本心的障碍,呈现心之本来面目,就可恢复本有的良知和德性。陆王心学“减损论”这样一种内求式的修养方法,是与其对本体论的认识紧密相连的,同时,也与当时社会德治主义的政治哲学息息相关。     

沦陷中成熟——论沦陷区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沦陷区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应该是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话语环境，它不得不专注于学理范围内，但也因此而形戍其独具的深刻和戍熟，尤其是在通俗文学理论的构建和对“五四”新文艺的反思上。     

从“良知”到“真”——李贽哲学思想的心学渊源

“真”是李贽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核和最终归宿,他的思想和生命都根值于“真”的基础之上。无论是从李贽求学经历,还是其人际交往来看,他受心学的深刻影响是勿庸置疑的。他的“真”,亦正是其对心学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浅析“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心学源远流长,从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到唐代禅宗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都有较系统的理论观点,而把这些理论观点上升到心物、心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并对之作出哲学论证的,则是王守仁.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守仁,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顺应儒、释、道融合的大趋势,再加上自己的切身体验,最终建构了庞大的心学体系.它包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致良知”的认识论,以及“知行合一”     

中西翻译观之“似“与“等“的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分析中西翻译观之“似”与“等”背后深层的原因,从而尝试比较研究中西翻译理论。经过比较分析,作者指出:中译论涵盖美学,中国人思维方式上重直觉体悟,汉语重“意”不重“形”;西译论受制于语言学,西方人思维方式上有理性和认知性的特点,西语注重形式。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     

“中国视野”与后殖民语境下的西方音乐研究述论

本文将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置于后殖民语境下中国学术的大背景中,借助后殖民批评话语,考察“中国视野”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与价值;阐释其超越后殖民批评思维局限的哲学基础,即“和而不同”;探讨后殖民语境中西方音乐研究的发展愿景,即“不同而和”,这也是“中国视野”西方音乐研究彰显出学术民族化、个性化、多元化特点的体现.     

东风西风 变化穷通——从《红楼梦》中贾雨村、冷子兴论正邪段落的翻译看译者的文化心态对译文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的理论派为传统译论的随感意向与“神化”指向的前途而争论不已,为西方译论从文学批评理论引进的权力话语、文化强暴等观念莫衷一是;实践派却对译论的实用性大加质疑,认为只有革除理论才能得到净土。究竟谁是谁非,似还当从翻译评论的角度审度。《红楼梦》中贾雨村与冷子兴把盏议论正、邪之气,以及正气与邪气相互激荡而产生的种种复杂情况一段的两种译文,很有代表性,可供证实理论并非子虚乌有之物。     

王守仁“心学”初探

心学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心性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即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到唐代禅宗的“以心法起灭无地”,到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都有较系统的理论观点,而把这些理论观点上升到心物、心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并对之作出哲学论证的,则是王守仁。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守仁,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顺应儒、释、道融合的大趋势,再加上自己的切身体验,最终建构了庞大的心学体系,它包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致良知”的认识论,以及‘知行合一”的动机论…     

中西不同思维模式下的“信达雅”与“目的论”之比较

本文比较了中西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严复的＂信达雅＂及德国功能主义学说的＂目的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的角度阐释两者的异同点以及各自的特点。严复的译论带有浓厚的中式思维特点,倾向于主观、感性;而＂目的论＂受西方理性分析思维的影响,则倾向于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     

转换教学话语 彰显课程魅力——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是贯穿高中思政课的一个重大话题。要扩展学生对这一话题的理解接受域,思政课教师必须建构自己的话语范式。从内容看,教师应注意理论话语与灵活简短的生活话语的统一,引导学生从党的理论主张与伟大成就中寻找答案;从策略看,教师应激活学生思维,从感性语言开始,增强理性语言的渗透力,引导学生从党的历史和时代演变中寻求答案;从方法角度看,教师应兼顾学理语言与具象语言,引导学生在课内学习与课外活动体验中寻求答案。     

论刘熙载“文为心学”文艺思想的崇心倾向

刘熙载把文艺看作是一门“心学”,他的所有关于文艺的具体看法都“拱向注射”于这个根本观点.“文为心学”思想包含了他对文艺本质,创作主体,其他创作规律等根本问题的深刻看法,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一个高度概括.从“以日喻心”、“物我摩荡”和“诗为天人之合”三个视角可以探得刘熙载的崇心倾向.     

王国维、朱光潜悲剧理论的方法论比较

王国维、朱光潜的悲剧理论对于西方悲剧理论均有所采撷和运用。王国维的特点是执着于叔本华的理论,朱光潜则兼采了西方各家各派学说中合理性的因素,融合为自己一家之说。在思维方法和具体研究范式上,王国维体现出西方“哲学美学”的解读模式与逻辑分析话语的典型特征;朱光潜则运用“心理学美学”的研究思路,具体地、自下而上地总结悲剧的审美规律。     

话语建构的“主体之死”：“身体”之思

“身体”是福柯中心理论——权力话语理论的承载体,对其进行理论探讨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试以“身体”为出发点,探讨一下福柯理论中对于这一范畴的独到见解和笔者思维下对于“身体”的一些拙见。     

支谦的翻译思想及其现代阐释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佛经翻译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求信"、"求雅"的翻译理念究其本质就是清末学者严复所归纳出来的"信达雅"翻译观。支谦的翻译思想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之起源,它植根于中华文化之沃土,成长于佛典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挖掘支谦的翻译思想,并以现代视域加以阐释,旨在将之纳入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话语体系,古为今用;同时也修正我国译界某些学人对其片面的解读,更正其滥用西方翻译话语理论予以随意裁剪之行为。     

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及其对翻译的镜鉴

"话语权力"理论是福柯的核心思想,话语是一种秩序,更是一种权力结构和结构性的权力。话语、知识和权力三位一体:话语是载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没有话语的生产就没有权力的实施,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权力思想与西方的翻译霸权是相辅相成的:翻译霸权是"话语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实践形式,话语权力则是翻译霸权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本质。在翻译领域,"话语权力"理论启示我们:要站在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高度看待翻译问题;要警惕外文内译过程中的价值观冲击;内文外译中要强化异化翻译策略。     

说“痴”

吾友尝谓我曰:“君之想在太痴,醉于一己所善之物,而不顾常理。”斯时我瞠目视之,默然不语:以为然,亦以为不然。思沉累日,遂于今作此文。佛家最戒“贪嗔痴”,执迷于我相,乃往生彼岸净土之大碍;渔夫也劝屈子“不凝滞于物”,即不痴也;苏格拉底虽不一语挑明,却深信“自制是一切美德的基础”,而痴无疑是难以自制的。     

从"二元对立"到"多元互补"--论中国译学流派发展

本文以对比中西翻译理论为其本研究方法，从介绍西方译学流派纷呈的现状和成因入手，分析了中国译学理论化和科学化发展滞后和之所以出现“中国译学无流派”的声音的主要原因，总结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界的学术之争，阐述了中国译学流派发展的现状，并最终在介绍了中国译学中文化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互补”是中国译学走向科学化，理论化，学理化的指导原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