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三辨——谨以此文作为伟大诗人屈原逝世二千二百六十周年的纪念

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的艺术杰作。诗人把他那为之奋斗而不能实现的忠君爱国的沉痛感情熔进诗作,以具有深刻现实基础的浪漫主义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两千多年来,关于《离骚》这部杰作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依据淮南王刘安的文字为屈原作传的太史公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     

民族精神原型的重塑与再造——评胡鸿延《屈原诗传四部曲》

屈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之一,也是民族性格的原型之一。屈原作为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已为历代学者所公认,但至今还笼罩着一圈神秘云雾,尚有人怀疑他的存在和他那特具魅力的诗歌的真伪。历代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人不计其数,从汉代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到今人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对传承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作出了宝贵贡献。中华民族被认为是没有创造过大型史诗的民族,近十年来也有不少有志之士在自觉地写作自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的身份、思想及地位 ,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 ,说他是“文学弄臣” ;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 ,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 ,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 ;同时 ,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 ,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 ,其贡献特别重大     

“从彭咸之所居”——屈原选择的未来之路

《离骚》中,有一个为屈原十分推崇的人物,那就是彭咸。《离骚》中,曾两次提及此人,一次是诗人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时,表示要法夫前修、绝不改变节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一次是诗人经过种种思考之后,表明心志:“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那么,彭咸的“遗则”是什么,彭咸的“所居”又指何,显然对理解诗人至关重要。然而,关于彭咸其人,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证据充分、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就无法理解彭咸,也无法理解诗人了呢?我看不是的。我们不妨从《离骚》本诗、屈原的传记、屈原的人格和屈原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在身份，思想及地位，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说他是“文学弄臣”；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同时，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其贡献特别重大。     

试论《卜居》、《渔父》的作者

关于《卜居》、《渔父》的作者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屈原自作,有人认为非屈原所作。本文主要从文本出发,分析两文在感情倾向上对屈原有善意的调侃的成分,不类于屈原的其它作品。得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自作,而是战国末期荆楚一带熟悉屈原,具有隐逸思想的诗人所作”的结论。     

浩气长存与日争辉——《国殇》赏析

《国殇》是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所作《九歌》中的第十篇,是一首奉献给为国牺牲的将士的祭歌。其歌颂英雄时,激昂慷慨,其悼念英雄处,悲壮激烈。这首诗采用了直陈其事的手法,既抒发了屈原对死难将士的深切哀悼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试比较《卜居》和《渔父》的艺术特点

屈原，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学家、爱国主义诗人，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学大家。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史书多有记载，但记述他放逐后实际生活的片段只有《卜居》和《渔父》两篇，它们是屈原生平轶事的奇妙佳作，作为屈原的作品被后人归入《楚辞》。它们究竟是否为屈原所作，在中国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议，莫衷一是，古人多认为它们的作就是屈原本人，今人多认为可能是熟悉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作品。但《卜居》中所表现出的迷茫与精神上的痛苦，分明是屈原惨遭迫害、报国无门的内心真实独自，《渔父》中那坚强的信念，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德和反抗世俗的精神，就是屈原一贯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从这些方面说，把这两篇章看作是屈原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卜居》和《渔父》同为传世佳作，在写作手法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     

试论庾信前后期对《楚辞》的不同认识和继承--兼论庾信后期文风的转变

庾信前期与后期对《楚辞》的认识和继承明显是不同的。前期，庾信作为“宫体”诗人，把《楚辞》看作是“吟咏情性”的“纯美”，对《楚辞》的继承也主要是对《楚辞》中“丽词佳句”的吸收。个人的不幸遭遇，使庾信后期对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庾信在创作中都有所继承。从庾信前期与后期对《楚辞》的不同认识和继承，就能够明显看出庾信入北后风的转变。     

布莱克《四天神》和屈原《远游》中的神话意象比较

威廉·布莱克和屈原是英国和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布莱克的预言诗深奥难懂,屈原的诗谲绮深远,两位诗人在作品中创作了大量的神话意象。浪漫主义文学惯于借民族文化中的传统神话意象来寄托理想和情感,而神话意象则是作品艺术内涵的容器。因此,该文将对布莱克《四天神》和屈原《远游》中的神话意象进行比较研究,旨在丰富布莱克和屈原的研究视角,也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为两位诗人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     

屈原的《离骚》与宋玉的《九辩》

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是骚体诗篇的创始人,而宋玉是屈原的继承者之一.因此,古人常把屈、宋二人并称.如南朝梁代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实际上屈、宋二人的成就相差甚远,对于屈、宋并称的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认为那样提法是不够恰当的.从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和宋玉的代表作品《九辩》看,我也深有同感,无论在思想境界或文学技巧上,二人的成就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辨"骚"

《离骚》是诗人屈原的作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但是无论对于屈原的评价,还是对于《离骚》的解说,历代都存在着不同看法。其焦点是如何解释“骚”字。本文从字源字形以及民间文化资源出发,认为“离骚”本义是“幽怨的失恋”,屈原开创了中国文人情诗的先河,也体现了屈原在性别认同方面的迷离状态。“离骚”也表现了文学创作中“变性叙述”的特点和特色。     

爱国、忠君和宗族观念——同曹大中同志辩屈原有无爱国观念

曹大中同志从一九八三年以来不断发表文章,否认屈原是爱国诗人。他在《<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中,列举五条理由说明先秦时代的人们包括屈原根本没有爱国观念。他说,在先秦时代,人们的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先秦古籍也“均未谈到爱国这     

《屈原列传》解惑——续说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

一、《屈原列传》中插入《离骚传》所留下的痕迹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最基本的资料。弄清有关《屈原列传》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屈原、屈赋及澄清屈原否定论,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汤炳正先生的名作《〈屈原列传〉理惑》,指出《屈原列传》中有两段话,都是后来才插入(汤先生叫“窜入”)的刘安《离骚传》语。这就解决了《屈原列传》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汤     

论屈原在完成歌诗向诵诗的转变方面所作的贡献

一、脱离曲调与配乐而独立发展的诵诗以前关于屈原在文学史上的贡献的论述,同对他的一些笼统评价是极不相称的。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一文中说: 除掉《天问》篇还多少遵守着四言格律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部打破了。……《离骚》和《九章》的一部分如果把“兮”字删去,基本上是六言诗。《九歌》有一部分如把“兮”删去便是五言诗或长短句,后来的诗句变化几乎为屈原一人所尝试尽了。……屈原之所以成就了这项工程的重要原因,我看就是因为他利用了自成天籁的歌谣体。他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来把台阁体的格调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夸张地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白话诗人!     

《橘颂》中的屈原形象

《橘颂》是屈原早年的一篇作品。诗人以橘树为喻,表达了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橘"与诗人屈原的形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体现了诗人屈原忠于楚国,至死不渝的精神,体现了诗人高洁的人格形象等。     

原型与象征:《楚辞·招魂》主旨新探

《楚辞·招魂》的主旨 ,从汉代王逸以来 ,人们一直围绕为谁招魂而争讼不已。实际上 ,《招魂》的艺术形式来源于楚国招魂巫术原型 ,其主旨并不是真的为某人招魂。从屈赋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说 ,《招魂》的主旨应从象征意义而不能用实证的方法去寻找。从文本考察 ,《招魂》应是《离骚》和《远游》的反写 ,它反映了屈原流放后期的精神状态 ,表现了屈原美政理想的失败与强烈爱国感情之间的矛盾冲突给诗人造成的人生悲剧     

从出土文物看《离骚》《哀郢》产生的时代

《离骚》《哀郢》出自战国时代伟大诗人屈原之手,是史有明载的。但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始,就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推而论之,连屈原是否实有其人也怀疑起来。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近几年,考古方面的新收获,有的恰可以与文献资料相配合,进一步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的,那矗立于文学史高峰的“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离骚》《哀郢》,又确确实实是屈原的作品。     

《天问》的疑问词和疑问句

壹前言《天问》是屈原写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奇特的长诗。它系统地反映了屈原的思想。它全由一句一句的问话构成。诗人在这首长诗里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六个问题,“从天地开辟以前问到天体的构造,地上的布置,从神话传说时代问到有史时代,从身外的一切问到作者自己。”(《屈原赋今译》,第5页)诗人对于当时的传统观念和理想化的历史事实敢于怀疑而提出自己的问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总目录

以香草嘉木来比拟美人君子,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初露端倪,而将此比拟手法发挥到极致者当属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楚辞》中大量的香草嘉木之比拟手法并非屈原独创,早在《诗经》中已扑面而来、俯拾即是。《楚辞》中植物的象征意义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楚辞》大大发挥了《诗经》以物起兴的手法,营造出似真似幻的诗意语境。《楚辞》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植物的情感,也丰富了诗人的想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