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议程设置研究的基本理论来自李普曼，他在其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在１９６８年美国总统选举中，麦考姆斯和肖在北卡罗来那州的茄珀山市首次检验了李普曼的理论，结果以“议程设置”效果的验证向当时流行的“有限效果模式”提出了挑战。议程设置研究发展经历了４个阶段：对基本假设的重复和扩展；加入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将议程从对公众议题的议程扩展到其它议程，如对政治候选人特征的议程、各种媒介的不同议程之间的关系、个人的议程等等；从公众议程的设置过程转向新闻议程的设置过程。最后，本文作者提出了对议程设置与中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关系的看法     

"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媒介"议程设置理论"已经成为关于传播影响力的最著名理论之一.该理论从假设开始,经过科学的验证,今天已经羽翼丰满.通过媒介的议程设置,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议题达到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之间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议程设置"起纠了更好的建构社会共识的作用,使得民主的思维深入人心.到今天为止,媒介"议程设置理论"经过了三个阶段:媒介议程决定公众议程阶段、议程构造阶段和框架建构阶段.     

新媒体与美国总统大选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新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媒体以其高度互动性、社会参与性、私人化、自主性及享乐潜力的特点．在多层次影响着美国大选。本文将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展开分析．认为新媒体不仅成为候选人针对选民的新型宣传工具、筹措竞选资金的重要平台以及帮助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加强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而且对于美国选举政治文化而言．在新媒体的作用之下．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然而．对于低投票率的美国总统大选而言．新媒体的作用并非是能够无限扩大的。     

九十年代以来"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动态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它最早由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证明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选民们关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时阃和这个地点的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的问题."     

产经新闻的议程设置——以“中药现代化与湖北经济新优势”系列报道为例

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论点认为,新闻媒介创造的议程设置能够产生重大的后果。媒介中强调的议题,随着时间的演化会成为公众认为重要的议题。换句话说,媒介议程设定了公众议程。     

中三角战略的议程互动

议程设置是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研究学者发现,传媒议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充分运用议程设置功能,可更好地实现媒介的舆论引导功能。引申出的研究认为,议程设置可分为政策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两次参与中三角报道,我一直关注其媒介传播效果。可以发现,在中三角报道中,能清晰地理出一条从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的叠加     

图书出版的议程设置研究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著名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等信息传播活动会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各种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交互作用的过程: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和自下而上的“议程建构”。议程设置过程是指大众传媒向公众传播各种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并影响其判断的过程,关注的是传媒议程如何影响了公众的议程;议程建构过程,指政治精英的政策议程受到各种因素(主要包括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影…     

公众微信议程设置特点及模式——以“姚贝娜事件”为例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经典命题。但在新的媒体中,传播学的重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微信作为近几年兴起的网络社交自媒体之一,其议程设置与引导不同于大众传播媒体,也不同于微博、QQ等其他网络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本文以姚贝娜事件为例,讨论公众微信议程设置的特点及模式。本文认为,公众微信中议程设置有极端性、魔弹扩散性、斗争性、隐蔽性多点触发的特点。并勾勒了公众微信议程设置模式图。     

论网络舆论生成的三要素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1968年查普希尔调查开始,研究学界不断发展和完善议程设置理论,不过专注于该理论的大多数学者兴趣点在于大众媒介的效果,即议程设置理论最成熟的部分是关注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联系.①但是,对于分析研究影响公众议程的因素而言,大众媒介并不是唯一的可考察对象.学者们便开始思考:究竟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谁决定了将哪些话题带入公众关注的视野?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

本文从理论渊源、发展历程、取得的突出成果、研究新领域等方面,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概况作了简要梳理。按麦库姆斯的观点,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即由研究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转向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议程设置理论已经不仅仅是在传播学领域中得以运用,目前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其他相关领域。     

议程设置中的时间变化：基于社交机器人、媒体和公众时间滞后分析

社交媒体是一个复杂的媒介系统,其中社交机器人、媒体、公众等传播主体混合交融形成了最终的社交媒体议程。本研究基于新冠疫情早期Twitter数据,综合运用图形观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探讨了社交机器人、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和时间滞后。研究发现社交机器人和媒体都对公众议程产生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贡献度逐渐上升,而社交机器人的贡献度则呈现波动和整体下降趋势。其次,社交机器人引起公众响应的最佳时间滞后为1小时,影响持续时间是9小时;媒体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设置公众议程,最佳时间滞后为12小时,影响持续时间也更长,为24小时。最后,针对不同性质次级议题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主要是在“具体的议题”引起其他议程响应,最佳时间滞后和影响持续时间均较短,而媒体主要是在“抽象的议题”产生议程设置,最佳时间滞后和影响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美国2004总统大选中的小众传播

美国的政治系统是建立在公众选择的基础上的，总统选举实行的是普选。那么一个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成功与否就依赖于他或她与大众联系交流的能力，政治家们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把信息传播出去，以备选民选择，可以说选举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传播活动。虽然大众传播是选举中政治家们主要的传播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家们需要同选民接触，进行情感和智慧的交流，那么，此时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公众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广义的议程设置中构建"真实"的拟态环境

传统的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真实环境与拟态环境存在严格区别.另外,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将其局限于大众媒介、公众事件和公众范围内.本文通过对这些传统理论进行思考提出了是传播而非仅仅是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议程设置对于"拟态环境"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个人层面而言,在议程设置构建的是真实的"拟态环境"等三个层面的结论,扩展了原有的理论范畴,并且简述了这一新结论对现实的效用.     

传媒议程设置下的美国总统竞选

今年恰逢美国四年一届的总统竞选,竞争又在吵吵闹闹中拉开帷幕。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对这场竞争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大众传媒的蛊惑。大众传媒借助自身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影响着公众的日常议程,使这场旷日持久的竞选运动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内容。 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agenda-setting function)是指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为大众安排讨论话题,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进入公众议题,影响公众原有的思想和观点。简而言之,议题设置可以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在美国大选中,媒介对某些议题的强调会使一些候选人受到选民偏爱,而另一些人则遭冷遇。     

基于上下文语义的网络议程设置研究——以红黄蓝事件为例

基于共现分析的网络议程设置研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网络,更加贴近回答李普曼所说的“我们脑海中的图景”,但该方法只能体现议程网络中关键词间的显性关系。本文提出通过基于上下文语义的word2vec模型,测度网络议程设置中关键词隐性关系的研究方法。以“红黄蓝事件”为例,揭示党媒、都市类媒体、商业媒体、知乎意见领袖以及公众的议程网络及其相似度。研究发现,知乎意见领袖对公众议程的影响程度最大,其议程主要是对事件背后因果关系的梳理以及对策建议的提供。在媒体方面,党媒和都市类媒体报道基本一致,且二者对公众的影响均高于商业媒体。本研究是对现有网络议程设置研究的补充,对议程设置的本土化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议程设置理论视域下的“马克龙访华”——以法国《世界报》和《费加罗报》报道为例

新闻媒体在提高公众对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公众知道当下什么议题是最重要的,了解到报道对象的主导属性,最后对其进行判断和评价。2023年4月5日至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基于议程设置理论,通过内容和文本分析,探讨法国两大主流媒体《世界报》和《费加罗报》对“马克龙访华”的议题建构,并对中国对外传播方面的议程设置提出建议。     

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削弱及应对

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李普曼,他在《民意》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首先明确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理论。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程”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谁设置了媒体议程——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中的媒体报道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公众的注意依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议程设置。那么谁又设置了媒体议程呢?本文采用议程设置理论,以2004年至2013年十间发生的23个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北京市8家报纸的463篇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显示,在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中,来自于政府的信息是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政府议程可以设置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和态度;在相关食品安全报道中,存在可以设置其他媒体议程的精英媒体。     

媒体对企业声誉的议程设置效果:企业社会责任报道的研究

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理论自四十年前创立至今,大多数研究都专注于政治传播领域的问题.该理论是否能如同在政治传播领域一样,在商业企业传播中得到体现?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基于对国内新闻媒体及其企业报道的分析,辅之以对在华跨国企业声誉的测量及分析,首先分析了第一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并发现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数量与公众对该企业的认知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次,本文分析了第二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媒体显著度与公众对跨国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发现媒体上的企业正面报道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正面感知不明显,但媒体上的企业负面报道能较为显著地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负面感知.     

网络媒介对突发性事件的议程设置——汶川地震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个案研究

近年来,媒体报道重大突发性事件,时效性成为报道的主要诉求。相对于其他媒体,网络无论是在消息内容的时效性、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以及表现方式、手法上,都处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辅助政府议程,为整个媒介环境的议程设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此次汶川大地震的信息传播,网络媒体的表现可谓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