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企图利用语言的分裂为推行台独服务,这是不得人心的。     

试论列宁的文学与政治观

列宁重视学与政治的关系和联系,重视政治和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但他明确提出不应把二“划一”和“等同”,重视学艺术创作的独有的特征和规律,承认学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独特功能,坚持要求学以其特有的审美创造规律去影响社会和政治,不应把二的关系庸俗化、简单化,艺并不从属干政治或仅仅服务干政治。     

极权批判的内在差异——从昆德拉小说再看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在缺陷

在相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文学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有着某种内在相似。本文从对极权政治的共同批判着眼，由昆德拉“超越政治的人性之思”的小说创作再次反观当代伤痕、反思文学创作的内在缺陷：政治的拘囿，使文学对历史悲剧的追问和人性的书写缺乏应有的深度。并由此迥异的文学景观引发对创作主体的思索与省察。     

政治影响下的儒道分化

政治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主导因素对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采用标志着政治力量对社会文化的强制性推行。这可看作政治对文化的影响之一；魏晋南北朝政治的纷争与弱化使道家文化占据了社会的主流，这可以看做是政治对文化的反面影响。本文通过对比两个时期政治的集中与分散．分析儒道文化及文论的分化。     

文学与政治——王蒙的政治文学情怀

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人们远离政治，淡化政治的倾向，提出文学是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的产物；认为艺术常常为政治所用，艺术家有他特定的政治身份；艺术样式的不同，决定它与政治的关系不同，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生活这个最根本的基础。王蒙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时，并没有否认文学的其他功能，认为文学还有游戏、娱乐等功能，这些观念上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王蒙思想历程的变迁。     

从政治影响看文学教育价值

政治对文学的反映对象和创作主体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文学因能够形象展示政治生活面貌,产生具体的社会作用,并以审美的方式将政治化为韧性的文化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政治教育价值。     

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小说观照

革后随着思想大解放，经济复苏，政治稳定，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发生了重大转变，反映到小说的写作上，主要经历了“伤痕-寻根-新写实-先锋”四个有代表性的阶段，以此来反观转型期的政治化，主要呈“政治认知自觉回归-政治价值追求转变-政治情感偏移-政治态度淡化”的趋势。这是政治良性发展的表现，政治社会化需要以政治现实稳定为前提。     

文学·政治·政治文学

从“政治三元论”出发,追溯历史发现文学的伤痛缘于政治人为的狭义化,“政治”概念的含混是文学与政治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政治文学”以政治生活作为作品“核心轴”,审美地反映人类的美好政治理念和情感,具有理想性、否定性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想象维度——乌托邦,实际否定了文学与政治在理念层面结合的唯一可能性。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生态——论政治抑压下文学主体性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具有相同的文学生态环境,都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抑压之下,但比较发现,两者又具有不同的文学生态景观。两者同中有异的文学生态为我们思考政治抑压下文学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由于政治是否压抑文学不是由作家决定,而是由社会环境决定,以及政治环境的缝隙和文学传统的显性与潜性存在等因素使文学主体性的建构往往成为可能,进而使文学自身的美学特点能够得到尊重和保证。     

考证与阐释相结合的新境界：－《中唐政治与文学》简评

文史不分或者说文史结合 ,作为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传统 ,只是就学科分际意义而言的 ,意在强调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交叉、结合、汇通。其实 ,如果从历史这一概念之广义来看 ,古代文学当然隶属于历史的范畴 ,是过去事实的一个部分 ,是古代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人类活动的丰富内容中 ,政治活动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之一 ,它对人类其它的社会活动要素诸如军事、经济、文化及文学具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 ,从历史、尤其政治的角度观察文学并不是后代学者的主观预设 ,而是有着社会现实依据的学术阐释模式。在中国古代 (比如唐代 ) ,诗人…     

论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

“京”“海”之争并非严格的派别论争,只是一场由沈从发难、此后也主要是他一人代表“京派”,与在上海的非“海派”作家之间围绕何谓“海派”、“京派”的讨论,表明双方在如何看待时代与艺术、政治与学关系方面潜隐着分歧,且在论争的两次余波中更趋明朗。李初梨的“宏论”发自肺腑,公允全面,是对“京”“海”之争、“反差不多”论争甚至30年代左翼学与自由主义学论争最好的总结。     

论文学与政治的复杂性及超循环关系

本文讨论了将文学特性本质化和将政治的丰富性的扁平化方法的局限性。一方面,政治学有着漫长而丰富的传统,政治过程内部充满了相互合纵连横的利益集团,也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场面;另一方面,文学也具有“杂草”的性质,它拒绝机械论的无限还原和提纯,它的本质只能是关系的建构物,是文学与文学的生境协同进化的产物。在语言与符号理论中文学与政治构成了超循环与同构的关系。     

文学寄身政治及其后果——文学与政治关系视角下的艾青创作

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视角下,艾青的创作道路转变始于文学在特定历史境遇下对政治的主动寄身．历经时代政治对文学的重塑,而终于“归来的文学”。这个从文学想象政治到沦为政治工具再到整合政治与自身的过程．揭示了历史复杂的真实。     

文化形式的政治批评——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的文本解读

为了弥补庸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在政治批评上的缺陷,伊格尔顿继承并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形式研究传统,提出形式的政治理论。他从文学形式角度讨论文学的政治性,即从体裁、修辞、结构、节奏等形式因素出发,去挖掘政治在文本中的表现以及写作者的政治态度。形式的政治既重视文学的形式问题,又避免重蹈纯形式主义的覆辙;既重视文学的历史性,又避免实证主义。形式的政治理论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再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答牟豪戎、梁胜明二同志

文章对牟豪戎、梁胜明《科学唯物史观不是“套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的批评意见》进行了反批评、答辩和反驳，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论证了批评者观点的错误，阐明批评者的批评没有一处能够言之成理，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距离，与邓小平理论、与党的文艺方针的距离，以及态度的粗暴和无理。     

谈简·奥斯汀作品中的政治痕迹

简·奥斯汀的作品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国内外学者争相从不同角度研究她的作品,然而国内鲜有文学评论家从政治角度对其加以研究,试从小说内容、小说采用的叙事手法及小说的人物与场景安排寻找政治在简·奥斯汀的作品中留下的痕迹,意在证明她的作品并不是远离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是在各种具体的细微处留下了政治痕迹。     

略论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审视的嬗变

文章从3个方面讨论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审视的嬗变：在70年代末至1984年这段期间内，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审视经历了一个从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到开阔的文化空间的过程；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促使乡村小说创作完成了由政治视角到文化视角的转换；在文化寻根思潮消退之后，乡村小说的文化审视由视角的迁移变为文化透视的深化。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已任，大量从政的文人，因为远离文学创作，尽量在公文中表现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论屈原的《离骚》及其人生悲剧

《离骚》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挫折后。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探索。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屈原一生坚持真理，不妥协从俗。至死没有停止对完美人格和美好政治理想的追求。他用自己的人生悲剧塑造了一个文学上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的伟大艺术典型。     

文学批评的"政治性"特征及对"纯文学"的反思

针对文学和政治这一对始终难以区分开来的两个概念和文学史上相提并论了很长时间的一对长久以来困扰作家和理论家的命题,从文学的实质和政治作为文学一种无法摆脱的外在书写环境两个角度来探讨文学和政治的无法也不能分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于当代文学评论界存在的"纯文学"或文学不应该和政治沾边的一厢情愿式的提法与一辩驳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