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齐晋称霸的共同条件

围绕“春秋五霸”中齐桓公和晋文公为什么能成就霸业的问题,通过对齐晋两国内部和外部条件 的分析,归纳出相同的主观客观条件。     

体育与人文外交

摘要：为了探究体育与人文外交关系,丰富人文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体育发挥其应有的外交功能,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人文外交的提出,体育在人文外交中的地位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资料的研究,认为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反应,其中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提出人文外交的直接动因。体育是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在人文外交领域的功能：体育外交是政府间外交的组成部分;体育是进行公共外交的典型方式;体育外交是民间外交的重要部分。中国社会特别是体育界应高度重视和大力发挥体育外交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体育在对外交流中的价值和功能,服务于现代化和体育强国建设。文章从理论层面丰富和完善了体育外交的研究。     

再论体育外交

开展体育外交是现实发展的产物和要求：体育外交是外交领域和外交主体扩展的产物;体育外交在国家对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开展体育外交是现代体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既有的体育外交概念已不能反映形势的变化和体育对外交流需要,从体育外交的主体和对象、体育外交的分类、体育外交的轨道、体育外交的主题和宗旨几个方面,对体育外交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美国塔科马市的城市外交实践及其意义

二战后,城市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形式在美国流行起来。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城市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城市外交不同于官方外交,其是美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塔科马市是美国的一个中等城市,市政当局广泛缔结姐妹城市、参与国际多边城市组织。经过多年的对外交流,塔科马的城市外交对地区乃至国家间关系的修复、经济发展和加强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塔科马市作为一个案例,是理解美国城市外交实践的一个窗口。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2030》研究及启示

体育外交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可以打破文化障碍的通用语言,是国家外交战略谋求核心利益的重要工具之一。澳大利亚《体育外交2030》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4个战略领域共同实施,将体育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体育外交2015—2018》为借鉴与优化的基础,将体育赛事作为多边外交的主要窗口,并制定了三大体育外交蓝图。通过回顾、梳理我国体育外交发展概况,指出尚存在对体育外交作用认识不足;传播手段单一,民间体育交流活力不足;体育外交人才缺乏,国际话语权较弱;体育外交助推体育产业的引擎作用尚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以体育强国战略为契机,构建体育外交战略体系;转变体育外交理念,激发民间体育外交活力;以“一带一路”为战略平台,利用赛事建立体育外交窗口;推动体育外交人才智库建设,提升国际体育话语权;以体育外交为引擎,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建议,以促进我国体育外交实践发展。     

尚能让贤与文悼之霸

晋文公、晋悼公先后争霸成功,大概有多方面的因素,但领导集团内部的尚能让贤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尚能让贤在一定程度避免了争权夺利的内耗,使人们专注于国家集体的事务,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才职相称的健康机制,同时也激发了人们舍生忘死、报效国家的热情。     

金融危机背景下日本对华外交前瞻

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使日本经济倍受打击,也对今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演进与外交战略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麻生内阁对中日关系的基本认知是中日关系经历“震荡”之后的理性再出发。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经济外交”为主要内涵的“利益外交”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主流话语,以“亚洲外交”为主要框架的中日“外交协作”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重点之一,日本对华“价值观外交”战略将会隐性化、常态化。未来日本将长期延续以“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为特征的“双主轴”对华外交战略。     

论历史唯物主义外交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外交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外交观,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外交领域形成的认识、分析、解决外交问题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统领,是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学派的根本标志.其基本内涵包括:外交政策有其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外交关系是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总和;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     

体育外交基本要素内涵分析及其定义探讨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体育外交的研究日趋活跃,但对基本的体育外交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却表现得较为混乱,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及当前体育外交实践,对体育外交的主体、客体、目的、形式及作用五方面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外交重新进行定义,认为,体育外交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体育界的相关行为体出于一定的外交目的而在体育领域对其他行为体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产生影响的对外互动活动.旨在为未来体育外交研究提供参考.     

论里根政府对卡特“人权外交”的超越

卡特时期人权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和灵魂,但它并没能实现美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即扭转美苏较量的劣势。“卡特主义”的提出和里根上台后的第一任期则使美国外交转到现实主义轨道上来。里根第一任后期开始重新发动人权攻势。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不同于卡特时期,它是以军事优势为基础,且为美国外交增加了“道义”力量,是对卡特“人权外交”的继承和超越。     

外国领导人的体育主张与国家利益*

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演绎等方法,分析了我国体育外交的价值和面临的挑战。研究表明,体育外交是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传播和平与发展理念的平台,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实现各国民心相通的桥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当前,我国体育外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体育外交组织体系不够完善,体育外交价值挖掘不够充分,国际舆论挑战日益加剧。为此,应不断健全我国体育外交组织体系,积极调整和创新体育外交战略、思路和方式,着力改善体育外交国际舆论环境,深度挖掘和充分释放体育外交的价值功能,使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     

浅析20世纪90年代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对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测.     

大国崛起：理解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的主题与实践

外交理念创新与实践基础上的外交具体工作都是为国家发展服务。最大限度地提供最契合目前国际政治发展的新特点、新状态,并符合我国外交现状的外交战略和具体的可操作的外交实践。大国性、主动性与可操作性是我国目前对外工作的主要特点。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理解中国的大国崛起,既要考虑我们现在的发展环境和具体实践,同时也需要理顺我们的发展主题与思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机制的伟大实践

新时代1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别于政府间外交。在习近平的谋划、引领、推动和参与下,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机制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重要政党外交双边机制实现新进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地区的双边机制取得新成果;其次,结合总体外交战略任务,创造性地搭建配套地区(区域)多边机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了新贡献;再者,主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机制,实现了全球政党外交多边机制的新飞跃,各类政党外交机制都呈现出先进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党外交协同机制;结合实际国际影响力,逐步构建全球政党外交机制大布局;科学判断世界趋势,抓住并用好政党外交机制发展历史机遇;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创新政党外交机制议题与形式。     

赛时新闻发布的体育公共外交价值研究——基于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在北京奥运会新闻服务平台展示状况

传统公共外交向新公共外交转型的重要变化是,行为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在内的多样化主体.新公共外交强调,在全球化的交往和传播环境下,人人有责任、有条件参与重塑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增进国际间的互信与认同.基于对新公共外交的理解,文章论述了传统意义体育外交的局限,尝试探讨了赛时新闻发布在建构共享价值观、展现个性魅力方面所能产生的体育公共外交价值,这对各国借助大型赛事开展体育公共外交具有启发意义.     

论郭泰祺的抗战外交路线

民国职业外交家郭泰祺一生与外交事业密不可分,由于其丰富的外交经历而形成一套特有的外交思想。其中郭泰祺对于抗战时期的外交路线有自己的思考,在外交原则、外交成效及外交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均有论及。     

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外交转型

中国的和平崛起经历了起步、发展和腾飞阶段,外交也随之经历了三次转型.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是和平与发展的契合点和中国外交的本质内容;以经济外交为核心的全方位外交是和平崛起的路径依赖.     

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始终洞若观火,应付自如,善于从战略和理论高度把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思想。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指南。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调整。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苏联使馆案

苏联使馆案是民国初期一起重要的外交案例,李大钊就是在这场外交冲突中牺牲的。但是通过这起纷繁复杂的外交纠纷,不仅能反应列强在中国势力的角逐,北洋政府的日薄西山,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外交权益的增强。本文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试图对苏联使馆案做一次有意义的诠释。     

邓小平时期的首脑外交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首脑外交也随之活跃起来。本文运用描述性定量分析方法,利用可获得的数据,探讨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所呈现的变化趋势。通过对首脑互访在历史频数分布、地区分布和国家分布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在数量上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亚洲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欧洲(特别是西欧)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首脑互访稳步增长。总体来看,邓小平时期中国的首脑外交得到了恢复并初步显现出全方位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