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倒书现象的分析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有七十条,且很有规律,对于这一奇特现象的成因,众说不一。笔者通过对《将相表》的创作目的、正书和倒书内容的特点以及以倒文形式在表中作附文的合理性等几方面的比较与分析,认为《将相表》的主题是为了突出汉兴以来将相名臣的历史功绩,其中的倒文是表中于主题之外的附文。     

《将相表》疑案简释

《将相表》疑案简释鲁茂松《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简称《将相表》）历来疑窦不少，牵扯颇多。其篇幅不足整部《史记》百分之一，位置不过列在“十表”之末，但构成的问号，既涉及到这部伟大通史整体的断限，续补乃至真伪，又体现了太史公继春秋笔法，...     

“打面面口袋”小议

我是《文史知识》的老读者。先后拜读了伍翰仁先生的《说“倒过醮来了”》(《文史知识》1991年第12期)和魏连科先生的《也说“倒过醮来了”》、韩振飞先生的《“倒醮”应该是“倒醮”》(二文皆发表在《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上)。三位先生认真分析考证《金瓶梅》词语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所谈知识也给我们很大教益。我是山东微山人,对书中的家乡话较为熟悉了解。“倒醮”(倒嚼)一词的比喻意义,三位已详解且正     

“二十四韵”语境别义──《二十四诗品》作者补证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有论者解作“二十四联”,以否定传统谓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通检《苏东坡全集》,其诗题中另有“作诗二十四韵”一例,与上面书跋语中的宾语结构关系不同,意义因之有别：诗题中“二十四韵”无修饰语,指一首诗的韵脚数,当解作“二十四个韵脚”（即“二十四联”）;而书跋中“二十四韵”,前有定语“其诗”,与后面“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在意义上有关系,当解作“二十四首诗”,实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史记》纪传体的创立问题

刘知几把我国古代史书统归为所谓“二体”,即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记》纪传体,又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史记》以后的“正史”,从《汉书》到《明史》,虽然“五体”的名目有改变(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世家”),却都有“纪”和“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纪传体的体例。     

“太史公曰”不等于史评论赞

<正> 王若虚《史记辨惑》说:“《汲郑·赞》无他褒贬,独叹其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至并载翟公署门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评哉?”王氏直接以“赞”代替原来的“太史公曰”,目之为“史评”,据此批评司马迁没有以传统的说教结束《汲郑列传》,而感叹世态炎凉,并载翟公轶事。王氏不当的非议,基于他对“太史公曰”作用的曲解,错误的根源诚属不明“太史公曰”并不等于史评(或者后人所称的“论赞”)。“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种体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今观《史记》130篇,明标“太史公曰”的有125篇(其中包括《孝武本纪》),只有《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陈涉世家》等5篇没有“太史公曰”。     

“药栏”辨

<正> “药栏”一词,在古典诗歌中比较常见。对于这个词的解释,至今仍有分歧。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梁庾肩吾的《和竹斋》诗中:“向岭分花径,随阶转药栏”。初唐时,李峤有“影低藤架密,香动药栏开”(《全唐诗》694页,中华书局版。下引该书,只注页数。),宋之问有“药栏听蝉噪,书幌见禽过”(619页)。以上三家诗历来无注,所以,对于这个词的解释就无从引起争论。斯后,王维、杜甫、岑参三家都采用了。岑参     

"二十四韵”语境别义--《二十四诗品》作者补证い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有论者解作"二十四联”,以否定传统谓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通检《苏东坡全集》,其诗题中另有"作诗二十四韵”一例,与上面书跋语中的宾语结构关系不同,意义因之有别:诗题中"二十四韵”无修饰语,指一首诗的韵脚数,当解作"二十四个韵脚”(即"二十四联”);而书跋中"二十四韵”,前有定语"其诗”,与后面"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在意义上有关系,当解作"二十四首诗”,实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说“吕之代嬴,黄之易羊”

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中有“吕之代嬴,黄之易”一语。江永《四声切韵表·凡例》中亦有此语,写作“吕之代嬴,黄之易”。张斌、许威汉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音韵学分册》一书中引用顾、江二君语,写作“吕之代嬴,黄之易羊”,其中“羊”字有误,应为“芈”字。     

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辨析

《百官公卿表》,亦称《宋兴以来百官公卿表》、《百官卿年表》、《百官表》等。熙宁二年十一月,司马光、宋敏求受诏始作此书,元丰二年五月宋敏求卒,赵彦若继之,元丰四年八月,书成奏御。原书已佚,仅“大事记”部分收入《稽古录》传世,今试就其书的几个问题略作辨析。     

“宾客”不是泛指

《信陵君窃符救赵》：“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对此《教参》译为：“在这时,魏国的将军、相国、宗室等宾客坐满了厅堂,等待公子开宴。”《教参》认为“宾客”指的是“将相宗室”,泛指信陵君家中的客人,误矣。其一,“将相宗室宾客”说的是三个方...     

《鬼谷子》的学术价值

《鬼谷子》的学术价值王步贵《鬼谷子》一书问世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飞短流长，褒贬不一。誉之者如宋代的高似孙称；“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战国诸人之表”，是“一代之雄”。认为“阴谋诡秘有《金匾》、《韬略》之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尽得而泄之”...     

“书非借不能读”辨

读了贵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夏麟勋同志的《中学古文词义质疑二例》,获非浅益。但对作者“书非借不能读”的“能”认为是“宁”的通假,是愿、肯的意思,‘不能’是不愿去做的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在古汉语中“能”虽可通“宁”,但通“宁”后并非“愿”“肯”主义,而是“岂”义。这一点清人吴昌莹《经词衍释》早已指出,云:“能与宁一声之转,义相通。《论语》‘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巽与之言,能无说乎?能无,谓宁无也。……凡此类能,义皆‘宁’也,‘讵’也。”可见“能”通“宁”是“讵”义,即“岂”义。而“岂”义在“书非借不能读”中是讲不通的。退一步说,即使“能”通“宁”有“宁可”“宁愿”之义,在此也不通。因“宁可”“宁愿”表选择,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宁信度,无自信也。”而在“书非借不能读”中却无表选择之义。何况“能”通“宁”并无“愿”义。     

传奇《新嘉驿》本事考

庄一拂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谓:明清阙名作品《新嘉驿》,“《读书楼目录》中〈乐府传奇栏〉有此本,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记载,本事未详,佚”(见是书下编《传奇》五)。按:传奇《新嘉驿》,当是记明万历末年会稽一女子遭遇事;其有诗与序题于新嘉驿壁,故名。考虑“新嘉驿”三字,既非典故,又无甚文学深意。它可能是古代一驿站名。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得知:“新嘉驿,在山东滋阳县西北四十里。”     

来函照登

《历史教学》编辑部: 贵刊1983年第3期发表的拙著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问题》,有两处请予更正: 一、第4页左半栏第20行:“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二期)”,应为:“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一期”。     

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

一、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史记·建元以来王子候者年表》“康侯刘阳”栏:“国名:柳”.《汉书·地理志》:“勃海郡:县二十六……章武、高成、柳侯国”.据《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及《汉书·王子侯表》载: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于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四月封齐孝王刘将闾之子刘阳为康侯(刘阳和汉武帝刘彻同是汉高祖刘邦的曾孙),金印紫绶;同时,其食地置为柳侯国.康侯刘阳薨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元鼎四年(前113年)其子敷侯罢师嗣,至元封四年(前107年)薨,元封五年(前106年)孙于侯自为嗣(以下为《汉书·王子侯表》所载,各侯嗣薨年均缺),自为薨,曾孙安侯携嗣,携薨,玄孙缪侯轲嗣,轲薨,六     

宋词“兜鞋”义辩

读淮海词，其中有一首《皖溪沙》现录于下：香靥凝羞一笑开，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长春困下楼台。照水有情聊整鬓，传栏无绪更兜鞋，银边牵系懒归来。此词明白如话，并不难懂，只读到“兜鞋”一词颇费寻思。《淮海居士长短句》（徐培钧校注本）一书对此词无释，似乎此词简单明了，读者望文即可知意。如此，照今人理解，“兜”做动词的常用义便是“做成兜形把东西拢住。”（《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版）这倒使人疑惑了，鞋在脚上如何能去“兜”呢？莫非脱下来不成？这样解释未免有些荒唐。再查《淮海词筹注》（杨世明笺注本），对此词倒是解释了…     

释“礼节”

《廉颇蔺相如列传》“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壁,传之美人,以戏弄臣”句的“礼节”一词书中无注。南方五省(市)编写的教学参考资料释“礼节”为“态度”,许多古文译注之类的书,对此词均不加注,译文也照抄不译.这对教学特别是学生自学是欠妥的。《说文》释“礼”为“祭神以致福”,《辞海》“礼”字的第二义项是“为表敬意或表隆重而举行的仪式”。《辞源》“节”字的第八义项为“礼节。《论语·微子》:‘长幼之节,不可废也’”.《辞海》“节”字的第五义项是“礼节”,引例是《荀子·乐论》:“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可见“礼”与“节”在     

《信、书信小考》商兑——也谈“信”的“书札”义之起源时代

“信”的“书札”义起源于何时,这是汉语词汇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小问题.一般学者认为:“信”的“书札”义至迟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郝懿行在《证俗文》卷六“书信”条中说:“其称‘书’为“‘信’者,始于梁武帝赐到溉《连珠》.”但已故著名学者郭在贻先生对此说提出批评,认为《梁书》卷四十《到溉传》所引梁武帝赐到溉《连珠》中的”研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不是指“书札”,而是指’幡信”,不过,郭先生另从《幽明录》、《南齐书·张敬儿传》中检得二例,证明“信”的“书札”义始于六朝.1984年郭先生又发表专文讨论这个问题,补引八例,进一步论证晋南北朝时“信”有“书札”义.遗憾的是,嗣后经张永言先生的深入考辨,发现郭先生所引十例,无一例是用“信”表“书札”义,对张先生的考辨,郭先生生前曾致函表示饮佩和赞同.1992年张先生的《语文学论集》出版,在《两晋南北朝“书”“信”用例考辨》一文后,张先生提到朱庆之发现汉译佛典用例可证东晋时“信”已有“书札”义,如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卷十三第三分《阿摩昼经第一》:“更作方便,求为使命……从此诣彼,从彼至此;持此信授彼,持彼信授此”.另外,笔者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先唐文》也检得一例:胜光王《与影胜王     

《北堂书钞》小考

前不久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西北区检查验收小组,见到甘肃省博物馆藏有蓝栏抄本《北堂书钞》一部,木帙内题“《北堂书钞》系先祖郎中所手著,计一百六十卷……十三代孙德卿志”云云,并附题有“明吏部郎中六世祖之川公遗像”画像照片一帧为证。看来《北堂书钞》应为侯一元(之川)“所手著”的了,可是卷端结衔仍题“秘书郎虞世南撰”,从而引起了兴趣,爱辑有关资料,题曰小考,闻见所限,徒贻方家之讥耳。一、《北堂书钞》的卷、类《北堂书钞》唐虞世南撰,世南字伯施,浙江余姚人,生于陈永定二年(公元五五八年),卒于唐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新唐书》卷一百二、《唐书》卷七十二均有传。《北堂书钞》(以下简称《书钞》)是他在隋任秘书郎时摘抄群书中可以作为写作参考的材料,编辑而成。北堂是隋秘书省的后堂,是世南抄书的地方,成书当在隋时,因此,也有著录为隋虞世南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