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准女性”特色

“十七年”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本文在简析其历史传承脉络的基础上,挖掘女性意识表层下的“淮女性”特征,着着探讨其在多重主题中的潜在状态,辨析“淮女性”主题对女性心理、命运、社会地位的关心、思考以及社会效应,并对“淮女性”特质在十七年女性创作的语言网络、叙事视角取材角度等同表现进行了简要分析。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政治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文学政治化压力之下,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备受打压,但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对人道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丰富了＂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规范中的女性言说——浅论“十七年”小说的女性叙事

"十七年"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几乎是题材单一的政治文本。"十七年"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宏大题材下有着一些潜在的主题,那是隐匿着的关于女性生命体验、家庭生活、两性情感等的创作题材。     

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七年里,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小说领域,其成就主要来自现实生活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两类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工农兵新人形象,表达了对新生政权的赞颂之情。在这为数众多的人物画廊里,以男性形象居多,但也有一部分女性形象引人注目。由于“十七年”的文学规范对“中间人物”的排斥,     

论“十七年”文学抗日战争英雄叙事

抗日战争英雄叙事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疆域”下,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英雄史诗,作家们的英雄叙事驱动力与其说是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战争的切实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新时期文学的英雄叙事。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英雄叙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自我真实体验之间的摇摆。客观地说,“十七年”文学抗日战争英雄叙事大多流于模式化,缺少对抗日战争深层的文化反思,更没有在民族矛盾中追问“国民性”这一深层文化问题,叩问国民性这一历史之因和民族受侵略之果的关系,进而把文化质疑和文化建设置于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上。     

阶级分类下的身体形象谱系——“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论

“十七年”文学的阶级审美标准是以权力主体对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划分为前提,并借鉴中国传统面相学原理及相应的道德判断得以确立的,这使得“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的书写打上了阶级话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诫的双重烙印,并形成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物身体形象描写的类型化、脸谱化的特征.“身体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中基本上是表达人物阶级属性的一种工具和符号,它由外在的阶级分类所赋予,并不和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发生关联.     

“十七年文学”——新古典主义的成熟

陈美兰在其发表于《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的文章《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中,对“十七年文学”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她认为,与五四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十七年文     

论"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创作倾向

时代造就文学.建国后,中国的社会迅速发生了重大变革,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作为描写生活、反映生活并推动生活前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十七年"中,女作家同男作家一样,把笔触伸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城,采用各种文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虽然不像"五四"时期和八、九十年代那样形成中国女性文学的高潮,但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从杨沫的《青春之歌》、草明的《乘风破浪》、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等的知名度之高和影响度之大便可知之.     

“十七年”文学写作方式的“一体化”特征

从文本生成的方式及过程上来看,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在这一时期,作家从对创作素材的加工,到对作品的修改以及作家的写作活动本身,都被纳入到一种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性的系统之中,从而使得作品的意义走向得到可靠的保障。     

试述“十七年文学”中宗璞小说的女性意识

从宗璞“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作家开始以女性作为书写对象,书写女性获得解放后,开始从自我出发,自己选择道路,自己决定命运。但是,将“女性意识”放在“十七年”的历史语境下,“女性意识”就显得有些无力。本文拟探讨宗璞小说在“十七年”时期对女性意识的书写及其缺失。     

“十七年”满族作家文学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十七年"间的满族文学,清晰地带有历史的制约痕迹。业已显示出创作实力的满族知名作家们,囿于当时独尚一尊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刚性原则,只能走在题材选择十分逼仄的道路上。百部并腔绝唱寡,只有老舍,利用有限时机,以个性书写向文艺界清规戒律发起衅战,完成了话剧《茶馆》与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成了满族文学在该过程绝无仅有的独特"族性"书写。回忆起"十七年"的满族文学,人们不能不说,真正做到了在民族文学本质意义上丰沛书写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假若没有老舍的话,满族文学在该过程中特有的"族性"书写,几乎要交白卷。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消解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妇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她们几乎是全方位地渗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们女性意识觉醒了,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纷纷从幕后走向台前,与男性一争高下,从十七年的爱情叙事作品对女性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全新的精神面貌。但由于对女性地位颠覆式的强调、由于女性对社会、政治活动等的过分参与,由于主流舆论的强势宣传,建国之初的人们正试图抹掉一切女性与男性的界线。从十七年爱情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行事与思维方式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女性在觉醒的同时,女性意识又被极大地消解与弱化,女性的女性特质正在丧失,女人正在男性化或已经演变为非女人。     

陌生的爱情话语——浅析“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模式

＂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书写空间狭小,但有关爱情的文字依然存在。论文聚焦＂十七年＂爱情小说书写的两大主要模式：战争爱情与劳动爱情。前者圣洁而悲壮,后者功利而理性;同时分析两大模式下爱情书写在心理纵深度、艺术表现力、时代烙痕、女性成长主题等几个方面相异或相同的书写特色。     

论“五四”前公共舆论空间中的“文学革命”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学革命是如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由《申报》对文学革命的若干报道观之,文学革命在1918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引起世人的部分关注。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机缘巧合地被陈独秀带入到了受舆论瞩目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北京大学之中;并且随着《新青年》同人的身份整体性地笼罩上北京大学的光环,在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举措陆续传出谣言之时,《新青年》的社会认知度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在人际间的口耳相传与印刷媒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应以及《新青年》同人的主动出击的综合作用下,1918年末之时,文学革命声势日隆,逐渐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重要话题。     

“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问题

本文通过对跨文化重构的目的与手段、文学史的＂真实性＂本质、＂外国文学史＂的性质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辩护。跨文化重构是一种借权力实现制控的再创造活动,主体性介入是其必然的文化逻辑,是确保重构目的实现的重要手段,文化逻辑中的内在冲突是可以克服的。文学史具有主观真实性,这为跨文化重构中的主体性介入提供了可能。作为跨文化重构形式之一的＂外国文学史＂,尽管其观照的对象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其实质是对多国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总体文学研究,属于文学研究范畴。作为文学研究,它所产生的就不只是客体本身的知识,同时还包括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     

犹有花枝俏——论当前“底层文学”的审美追求

近几年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质疑否定之声远大于褒奖肯定。论文从作家作品的实际文本出发,探讨优秀＂底层文学＂所表现出的审美经验的拓展与面向未来文学的建构意义。文章分别从朴素现实主义的追求、现代主义方法的渗融、本土化民族风格的美学转型三个方面,有理有据地阐述＂底层文学＂艺术性的探索与进步,从而肯定＂底层文学＂艺术价值的存在。     

“革了文学的命”——论“革命文学”的艺术缺失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极度张扬,艺术审美性则遭到了空前的集体性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艺术性的缺失更使人觉得＂革命文学＂实乃＂革了文学的命＂。     

作为异文化现象的渡边文学——兼论日本文学中的“女“与“自然“

作为超越国界的文学现象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影响已然波及到东西方世界。本文将从异文化理解的角度 ,试图解明渡边文学的创作主旨、表现手段和文化意蕴 ,及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定位与传承。     

西方文学中爱情女性悲剧的审美意义

西方文学中的爱情女性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在这一形象中蕴含着人类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是通过艺术把人生与生命世界审美化;现实社会中,为什么美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最深沉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