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观还是传递观——《媒介事件》与《作为文化的传播》再辨析

我国的传播学界习惯将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与戴扬和卡茨所著的《媒介事件》视为一脉相承的传播学仪式研究著作.并出现了相当一批打着“仪式观”旗号,而实际上却是秉持着“传递观”的行为研究、应用研究.笔者认为,《媒介事件》与《作为文化的传播》从“仪式”内涵到研究范式均存在很大的不同,并指出凯瑞的仪式观和我国主流的哲学观、传播价值观以及民主观均不相符.而我国学者明明秉持着“传递观”却非要戴上“仪式观”的帽子则反映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色彩.     

如何报道新世纪的科学盛典——关于上海世博会“媒介仪式”的思考

我们把上海世博会的组织报道看作是重大的“媒介仪式”。“媒介仪式”也被定义为“媒介事件”,在报道思路上有—些可以遵循的客观规律。笔者从报道策划、语境营造、凝聚共识等三方面论证这次媒介报道的基本原则。     

媒介仪式中的有声语言传播

1992年法国传播学者戴扬和卡兹撰写的《媒介事件》从传播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首次提出"电视的仪式角色"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09年国庆阅兵盛典、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开幕式……这些事件经由广播电视大众媒介的直播报道构成了典型的媒介仪式行为。媒介仪式传播效果的实现离不开播音员的有声语言创作,本文试通过对以庆典、开幕式解说为代表的媒介仪式有声语言的分析,探讨有声语言在媒介仪式中的作用与要求。     

纪录片中的媒介仪式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行进中的中国》为例

在新的媒介生态和业态环境下,纪录片中的媒介仪式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主要渠道之一.《行进中的中国》是中宣部国际传播局"纪录中国"传播工程的重大外宣项目,该片以媒介时间的组织、媒介空间的搭建和媒介参与者的引导,建构了一场媒介仪式,最终强化了受众的国家认同情感.因此,《行进中的中国》的媒介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新媒体语境下社会共识重构再探究

社会共识在凝聚社会价值观、促进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社会共识逐渐消解.十九大以来,我国步入新时代,社会共识的重建迫在眉睫.如何在新时代凝聚人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拟在新媒体语境下,从媒介事件和新媒体事件的发展历程角度,对中国社会共识的解构与重构做一探究.     

出版自由与传播垄断——论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

哈罗德·英尼斯研究了美国《权利法案》保障下的“出版自由”,指出印刷媒介的空间偏向促进了美国获取空间霸权的倾向,提出了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并启示人们对印刷媒介的局限保持清醒认识。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直播活动的几点变化

2010年的12月,著名美国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在中国做了一场主题演讲,名为“The End of Television”(电视的终结).卡茨认为,新媒体的兴起使电视对家庭和社群的整合作用消失.①这一预测显得略为悲观.罗杰·菲德勒则认为:“(新媒体)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步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②     

媒介事件对群体认同的塑造——以“中国女排夺冠”为例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作为一项具有特殊性，仪式性的媒介事件，承载着中国人的记忆，凝聚着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新时代仍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用媒介事件理论解读中国女排夺冠这一伟大事件，可以看出它具有媒介事件的理论特征。同时，这一事件也构建了“想象共同体”，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体认同和媒介事件的应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新媒体公共危机中公众的“心理对抗”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美国社会学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这种风险是“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①现代文明虽然取得了比传统社会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不得不面对新环境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风险.将这种风险推到风口浪尖的强大助力,则来源于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使社会大众对媒介的依赖越来越深,同时也使更多危机被带入“公共领域”,从而加剧了大众对风险的感知.     

新媒体语境下里约奥运会的报道及媒介价值取向

奥运会是一个举世瞩目的综合性运动会,其特点是自由、开放和休闲,为媒体和社会大众的互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文章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里约奥运会的报道特点,并提出“这类报道是时代环境下媒介价值取向和媒介选择的结果”这个论点.     

西方传播学界“媒介仪式”研究的宗教渊源

近年来,＂媒介仪式＂这一术语在西方传播学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媒介仪式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不断得到认可并成为人们研究＂媒介仪式＂的有力参照,西方学者更是频频着力探讨宗教与媒介的关系。这不仅触及了＂媒介仪式＂这一概念的学术和文化渊源,更让我们看到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所具有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西方传播学界“媒介仪式”研究的宗教渊源

近年来,"媒介仪式"这一术语在西方传播学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媒介仪式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不断得到认可并成为人们研究"媒介仪式"的有力参照,西方学者更是频频着力探讨宗教与媒介的关系。这不仅触及了"媒介仪式"这一概念的学术和文化渊源,更让我们看到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所具有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NHK对里约奥运会的播报策略

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就已指出,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不仅是全球性的体育事件,也是由电视等大众媒体建构起来的“媒介事件”.①本文关注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日本唯一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日本放送协会(NHK)如何播报里约奥运会,以期为中国的奥运会播报及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及启示.     

一云多屏传播成效卓著网台协同联动优势凸显——CNTV伦敦奥运新媒体传播效果研讨会综述

2012年9月11日下午,"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奥运新媒体传播效果研讨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来自广电总局、电视媒体、媒介研究、风险投资等多领域专家以及众多高校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回顾了伦敦奥运会期间CNTV的新媒体传播成果,并对新媒体的发展传播趋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资深媒体人、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体育新闻部副主任张斌主持了研讨会.     

共识与分化: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社会认同建构

网络媒介的发展重构了社会传播生态。在泛众传播语境下,作为共识性仪式的传统媒介事件让位于作为冲突性实践的网络公共事件,探索新的共识凝聚方式被提上议程。本文认为,网络公共事件的常态化并不代表共识基础的完全丧失,原本由传统媒介事件提供的仪式整合功能可以在公众一致性的话语实践中重新实现。为了实现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社会认同重构,应当从话语争夺、多方协作、培育"公共理性"等思路出发对公众展开话语引导。     

仪式观理论在报道中的形成机理

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中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的概念.该理论把传播看作“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它不是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①它强调的并不是讯息的传达,而是仪式的呈现和价值观念的聚合. 仪式观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传播,强调传播的文化意义,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认为传播是一种仪式的确认与完成.仪式观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同时也对新闻报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传播仪式观而言,要分析其在报道中的形成机理,就要对仪式观理论在报道中的形成路径及形成动因进行分析,发现新闻报道运用这一理论的推动力.     

从东方学和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看媒介帝国主义

东方学视角下的媒介帝国主义1969年,关注传播与国家发展议题的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以他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揭开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序幕,被后人称之为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的先驱.①在这本著述中,席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但他对“传播优势”问题的最初阐释,蕴涵了许多批判西方(主要是美国)传媒的思想.席勒认为,美国的传播势力凌驾全球,是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结合的产物,美国的大众传播就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延伸.②而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最先提出者鲍依巴瑞认为,媒介帝国主义即指“任何国家媒介的所有权、结构、发行或传播内容,单独或总体地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例的相对影响力.”     

海外中国学者与中国新闻史学家的对话——“文本与媒介:民初报刊的研究取径”研讨会召开

2006年10月13日-14日,由世新大学主办的“文本与媒介:民初报刊的研究取径,1911-1949”研讨会在台北召开。第一场的主题是“产业视角的报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张珺提交了《民国时期〈新闻报〉的运作和影响》;浙江大学何扬鸣提交了《论1927-1937年浙江的新闻事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敏提交了《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第二场的主题是“报刊与政治”。加拿大学者齐慕实提交了《民国时期的共产党新闻:根据地的印刷资本主义》;日本学者中村元哉提交了《国民党政权与南京·重庆〈中央日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魏定熙提交了《…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媒介帝国主义及其启示

梳理“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脉络,不难发现,自1969年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揭开“媒介帝国主义”研究的序幕。到1977年文化传播学者鲍依巴瑞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有关传播与国家发展、国际传播不平衡等问题的阐释无不蕴涵着新锐的传媒批判思想。而这与当时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渗透及应用不无关系。     

基于传媒经济学视角的新媒体平台研究 ——评《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

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媒体不断发展,其媒介形态也不断更新.从微博到微信,再到新闻客户端等都成为推动传媒业发展,实现传媒转型的重要工具.但是,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数以应用型研究为导向,关注新媒体的形态变迁、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和规律,以及新媒体对人与社会的影响等现实性问题,这导致对新媒体本身的研究不足.如何认识新媒体,如何定义新媒体至今众说纷纭.如一些学者认为新媒体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对其认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需要不断扩展,加入新的媒体形态,如微博是新媒体,微信、新闻客户端也是新媒体,而今的VR也是新媒体.另一些学者则从新媒体的本质特征如交互性、数字化等方面来理解新媒体,认为新媒体之所以"新"是因为具有传统媒体不具备的一些特征.还有学者从程度上理解新媒体,如新媒体使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面大大扩宽等类似的认识.当然,还有人从新媒体自身的逻辑出发,认为新媒体之所以"新"是因为以互联网为开端的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发展不具备的新逻辑.由此可见,当前对新媒体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缺少理论建构,更缺少基于新媒体自身而形成的一系列运营模式.理论上难以理顺新媒体,就难以建构新媒体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也就更容易进入误区,影响新媒体实践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丰富业界经验和理论素养的暨南大学谭天教授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切入,针对新媒体本身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