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传播

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产生危机。科学传播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公众与科学家间的相互信任,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知识。信任的建立依赖于促进公众参与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的建构。     

信任能降低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感知吗

论文基于一项全国性抽样问卷调查,从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两个层面,探究信任是否以及如何塑造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感知。结果显示：对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的信任,均显著降低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感知;信任政府官员的影响力,不仅高于信任科学家,也高于人工智能知识;对科学家能力信任的影响力高于对科学家的道德信任。除了主效应,信任与知识之间还存在相互强化的交互效应,即信任对技术风险感知的影响力随着人工智能知识水平的上升而增强,随着知识水平的下降而减弱。论文进一步讨论了上述研究结果对风险管理与风险传播的政策意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论信任与公众对风险技术的认知与接纳

公众对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与风险技术的社会采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信任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了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公众对风险技术的接纳。公众对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应该是一种理性的信任,公众参与是构建信任的有效途径。     

核电站项目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在中国核电站项目重启的背景下,更好地理解公众对于核电项目的风险感知有助于项目的风险沟通,保证项目实施的社会环境。以风险感知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信任、情绪和信息获取因素对于核电项目的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层级回归的方法,重点验证分析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于媒体、政府、专家、企业的信任并不直接作用于公众的风险感知;负面情绪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而信任反向调节负面情绪与风险感知的关系;信息获取对于信任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于负面情绪的作用不明显。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信任与公众参与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人工智能的井喷式发展,其涉及的伦理风险,也从科幻作品中走进现实,成为众多主体热议的话题。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及风险感知理论为基础,以信任为中介,构建了公众对于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感知与其参与风险治理意愿的研究框架,并通过实证检验了相关假设。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公众参与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公众对科研机构和政府的信任在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与公众参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为构建“政府主导、专家引领、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新兴技术实现科技向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对微政务公众初始信任的影响机理研究

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构建了以公众感知为中介变量、信任倾向为调节变量的社会资本对微政务公众初始信任影响机理模型。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对初始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感知在社会资本与初始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信任倾向在公众感知和初始信任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初始信任的主效应显著,并提出相应对策。     

专长研究：公众参与设限与信任关系重建

柯林斯和埃文斯的专长研究为技术决策中延伸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路径。具体而言,通过区分两类专长的本质差异来为科学专家与公众划界,并论证了技术决策中公众参与无限延伸的非合理性及互动专家如何在公众参与科学的“技术阶段”发挥“帮助”作用;此外,仅就理论方面来看,专长研究相关成就的阐发有利于缓和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者之间的矛盾,也能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产生积极效应。这启示我们有必要深入发掘专长研究的成果,将它们运用于公众对科学与科学家的理解和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者之间信任关系的重建。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大豆的接受度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基于中国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现实情境,结合社会系统论和风险社会理论引入系统信任、风险/收益感知、科技观、传播媒介等系列变量,对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城镇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比较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和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度比转基因大豆的接受度高,受到更多风险感知等结构因素的显著影响。信任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转基因技术保障粮食安全的收益感知是对这两种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公众接受度都有正向显著影响的关键因素。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转基因风险管理要聚焦粮食安全保障、专家系统的信任机制建设和科技观引导。     

后学院科学中的信任问题

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公众等社会各界的影响,其目标也从求真变成了应用.科学在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其风险性日益增长,公众开始质疑科学,逐渐形成信任危机.现在的科学知识更多的是在情境中产生的,应该以科学治理和公众参与的方式重建对公众科学的信任,同时还应加强科学家自身的规范建设.     

科学家与公众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科技工作者不应把为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工作视为负担,而应把它作为争取支持和获得信息反馈的极好机会。中国许多知名科学家不仅赢得了公众的理解和信任,而且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声望。     

科学、公众与疫情的社会治理───科学传播学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露出来：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的供给;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探析风险社会中核电的科学传播

公众对核电安全的质疑是现代风险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科学传播作为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渠道,是化解这种信任危机的重要途径。风险社会中核电科学传播不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科技知识,而是要建立公众对科技的信赖,化解公众对核电科技的信任危机。信任的建立要基于公众关注的核电安全问题,构建公众参与和民主的科学传播"公共领域",这是一项需政府组织、企业、科技专家、公众与大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社会系统工程。     

中国社会信任与社会风险透视——基于知识图谱的视角

在逻辑理路上澄清社会风险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的互为因果性的关联机制,并在充分阐释采用知识图谱研究范式解析中国社会风险与社会信任的正当性基础之上,使用SPSS与Ucinet对超过2000篇以“社会风险”和“社会信任”为篇名或关键词的中文文献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从而透视到了当代中国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与社会信任问题的主要来源、发生领域、主要类型等方面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中国社会中的社会风险与社会信任在类型、特征和性质等方面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据此提出,中国政府应优先建立“制度的信任”,才可能有效化解以整个社会系统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所意味着的持续增加的社会风险,从而保持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     

信任场域下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的理性决策机制

研究在解构转基因技术议题中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内涵、结构维度的基础上,通过预置模型、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探索了基于政府信任的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理性决策路径。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播权力"重心"下移的情势下,"信任-感知-态度"的场域成为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的路径依赖,在转基因技术议题中,公众对政府的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能显著作用于以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为基础的个体理性决策机制,从而影响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度研究

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并引入感知风险和信任,建立理论模型,以湖南省桃花江核电站周边居民实地调查为基础,探讨感知有用、感知风险、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信任对公众接受内陆核电建设重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行为态度和信任对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风险对其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内陆核电重启的公众接受度与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感知有用对行为态度和信任有积极作用。     

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认知与接纳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了公众对于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认知特点,探讨了公众对该技术的支持模式和支持条件,并尝试提出了科学技术风险管理的四种模式。研究指出,"效用知觉"、"道德接受"与"对法规的信任"是预测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重要变量,而"风险认知"对接纳生物技术应用的影响取决于公众对效用和法规信任的评价。     

创投机构信任特征对风险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基于我国107家创投机构210份问卷的调研数据,以风险企业的政治和商业关系为视角,探讨创投机构对风险企业的信任特征对风险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初始信任、计算性信任、了解性信任和认同性信任4个信任特征维度与风险企业成长绩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考虑社会网络的影响,发现风险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初始信任、计算性信任与风险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对了解性信任、认同性信任与成长绩效的关系无调节效应;商业关系对信任特征与风险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无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风险企业的政治关系弱化了创投机构的低等级信任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政治关系对低等级信任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对帮助风险企业发展而言,政治关系比商业关系作用更显著,可靠度更高.     

信任危机背景下公众乘坐高铁旅行的意向研究:经历熟悉的调节作用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高铁的发展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为探讨信任危机背景下公众乘坐高铁旅行的意向,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经历熟悉调节作用的公众乘坐高铁旅行意向机理的概念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法探讨了安全风险、感知费用和感知质量与公众对高铁感知价值、信任的关系,以及感知价值、信任、参照群体与公众乘坐高铁旅行意向的关系,进而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我国科技工作者社会公众形象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并运用定序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较强。个人兴趣因素、职业价值观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口统计学因素都对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有着较大的影响。具体而言,是否参加科技活动相关社团,社会网络中是否有科学家,以及对科学家职业的社会贡献、社会声望和职业权力的评价对公众的从业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电子政务公众采纳的信任因素研究

信任是影响公众使用电子政务的假设和研究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研究模型和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对公众的采纳意向有显著影响;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对互联网的信任是电子政务公众信任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讨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