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关税的贸易环境效应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3个方面: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碳关税相关政策的实施将使我国出口量大幅下降,从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出口贸易的隐含污染;碳关税的征收将会在极大程度上改变我国原有稳定的出口产品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将使出口贸易隐含污染减少.碳关税的实施能够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能促进节能减排,改善环境.     

转福建省对外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本地区的技术创新有积极的影响效应,推动了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进口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明显,福建省对外贸易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分析

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在实现技术的当地化过程中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当地企业技术和生产力提高。而跨国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它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在分析技术溢出途径和影响技术溢出效应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企业可以从合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正确引导外资投向、转变贸易方式等四个方面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提升我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     

外资投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基于VC/PE市场中间传导环节的视角

从溢出效应、吸收效应、地区和行业集聚效应理论和实证分析外资投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中间传导环节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外资投资四种效应对核心及中等水平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体显著,而对总的及低水平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基于锁定效应、零吸收和负吸收效应及技术外溢的空间逆流动性等方面阐释传导机制出现障碍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省际贸易的影响：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贸易成本和技术创新是影响贸易行为的核心要素。从数字经济影响省际贸易的理论机制看,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增强了信息的有效性和要素的匹配效率,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和推动知识溢出进而促进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本省省际贸易流出;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异质性;省际贸易流出的增加主要是由本省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和知识溢出引致的,且降低贸易成本的机制更为明显;而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省份贸易流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汽车产业在FDI技术溢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大国,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动力。跨国公司的合资过程也是FDI技术溢出的过程,在FDI技术溢出过程中存在合资技术上依赖外方、自主品牌境况堪忧、吸收消化技术方面薄弱、高技术人才匮乏等问题。因此,应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实施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政策,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本文加强FDI技术溢出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分析,FDI技术溢出促进了汽车产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江西省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策略分析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文章从出口规模、贸易地理方向、贸易竞争力指数、研发强度等角度,分析江西省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现状,影响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因素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加大技术创新、完善产业链、培养高技术人才、拓展国际市场等应对措施以提升江西省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     

FDI技术溢出效应与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FDI与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关联关系,为进一步把握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建立了衡量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模型,并以河北省为例检验FDI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以1984-2008时间段整体计量,在河北省FDI并不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如果将整个时间序列分割为25个时间段滚动检验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呈逐渐弱化趋势甚至为负。同时,本文结合河北省实际从外资数量、产业关联和集群等方面解释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原因。     

项目不确定性条件下团队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研究

知识溢出效应是项目参与组织技术创新和管理提升的重要动力机制,而不确定性的存在为组织创新提出了挑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项目不确定性、知识溢出效应及组织创新绩效研究现状,分析变量间关系,并构建测度指标体系,以供借鉴参考.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与VEC方法

文章运用VEC方法实证检验了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显著,而技术效率只有微小的提升。贸易结构与技术溢出效果正相关,高技术品的净进口量越大,贸易的TFP增长效应越显著,但溢出效果与人力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贸易技术溢出对TFP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是促进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技术效率影响微弱。实证结果还表明：贸易结构升级与生产率提升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形成。     

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分析

人们已经意识到,低碳经济对汽车产业产生重大影响,汽车产业低碳时代已经来临。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企业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抵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切实下工夫。     

后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企业影响分析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我们既要看到外贸行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增强发展的信心;同时准备应对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把工作做扎实,进一步完善支持对外贸易的政策。外贸企业要加强自身管理,加快科技创新速度,优化商品结构体系,不断推动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全方位促进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子分析后金融危机对我过外贸企业的影响。     

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广东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通过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广东出口的影响状况,提出4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包括：进一步完善广东省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系统;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加快推广技术标准的认证工作;调整产业结构,自主创新,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充分发挥行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构建统一协调机制。     

来华留学生教育对"稳外贸"具有促进效应吗? ——基于169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999—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来华留学生教育对“稳外贸”的促进效应。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教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生源国双边贸易发展,具有“稳外贸”作用,且相对于进口贸易,来华留学生教育更能通过增加中国出口贸易发挥“稳外贸”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教育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具有稳固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别来华留学生对双边贸易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差异,非学历来华留学生的影响强于学历来华留学生,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的影响强于非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同时,来华留学生教育对贸易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存在递减效应。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在当前背景下,开展“稳外贸”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响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汇率影响贸易平衡,但并未对不同产业平衡进行区分。我们选取不同产业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在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各项因素中,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不同需求弹性的产业贸易收支具有不同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弱相关性的原因分析

现实与实证研究都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呈弱相关性。究其原因,在于出口商理性行为、出口沉淀成本、出口商定价决策等微观因素及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外贸易政策等更为重要的宏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汇率变动的贸易传递效应。     

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综述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遭受的贸易摩擦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并向技术含量更高领域转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成为遭受全球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进入了"国际贸易摩擦时代"。国际贸易摩擦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本文对研究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进行了综述,以期对解决我国频繁遭受贸易摩擦问题、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对外贸易

随着关税壁垒作用日益减弱,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更隐蔽、更强大的壁垒,客观上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巨大障碍,因此我国应加强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管理,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我国贸易OEM的法律纠纷研究与策略

中国加入WTO以来,OEM进入我国并高速发展,每年占有贸易总额50%以上。中国一度被称为"世界工厂",背后却隐含着中国企业的血泪辛酸。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材料,吸引世界各国在中国寻找OEM合作代工生产厂家。从贸易格局看来,中国的出口优势多年来依然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型产品的竞争力很弱,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再加上由于OEM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等法律知识与保护意识,使得外商欺骗、疏忽生产、出口货品侵权等法律纠纷大量涌现,中国企业蒙受巨额经济损失,中国的贸易市场也受到了排挤。中国要解决OEM企业的困境,必须从OEM法律纠纷中研究OEM纠纷的类型、成因、现状以及解决方案,揭示OEM在我们贸易中的法律隐患,从而对OEM企业提供有效对策。     

‘Hardly Neutral Players’: Australia's role in liberalising trade in education servic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avowedly partisan stance of Australia regarding trade in education services, the government's enthusiastic approach to market liberalisation through GATS, and its response to the concerns of vocal critics including academic and student unions. Education is a major export enterprise for Australia, both onshore and offshore. Education is publicly referred to as an ‘industry’ as often as a ‘sector’, and institutions behave in an aggressively market‐oriented manner unthinkable two decades ago. While other major education exporters, including the EU, US and Canada, have showed flagging commitment to pursuing trade liberalisation in education due to opposi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little pressure from the ‘industry’ for such an approach,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have come to represent the most ardent supporters of free trade in educatio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pproach has involved making changes to its domestic education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market liberalis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concerns through various international forums, including APEC, the WTO and OECD. Issues such as quality assurance,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public subsidies remain high on the list of matters for further deb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