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的核心范畴体系

《肇论》一书是僧肇佛教思想的集中体现。僧肇在《肇论》中,通过对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思想。因此,对《肇论》的"本无"、"动静"、"真假"、"无知"、"涅槃"等核心范畴体系的解读,可以更好的把握僧肇的佛教思想。由于受到当时玄学思维的影响,僧肇在进行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时,很多地方运用了老庄的哲学范畴来阐释佛教思想。但僧肇并没有把佛教引入玄学,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会通佛教般若空观思想,从而把玄学纯粹的思辨概念及其范畴体系引向了佛教的信仰,这是僧肇的伟大贡献。     

方东美论道家哲学对佛学的影响

在方东美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是一直推崇道家哲学,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接引了传入的外来佛学,并且帮助佛学在中国本土扎根。他虽然认为佛学理论同道家哲学接触之后,产生的是"交互作用",但是明确地反对学术界关于新道家哲学(魏晋玄学)受佛学影响的观点。他否定佛家思想对当时的道家哲学("新道家哲学")的影响意在表明新道家哲学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就已经产生,并非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之后才产生。道家哲学与佛学结合的方式是"格义",导致的后果是印度佛学的"华化"。     

魏晋玄学在佛教传播中的奠基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数百年后,直到西晋后期,才登上意识形态的舞台,这是依靠玄学的结果。玄学否定天的存在,以无为本体;佛学不承认造物主,以精神为本体。玄学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哲学范畴均为佛教所借用,形成格义之学。佛学家模仿玄学,从另一个角度反对传统礼教,但吸取了玄学遭到摧残的教训。后期玄学家转向消极、厌世,同佛教思想更为接近。玄学的历史是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开辟道路的历史。     

《肇论》的核心范畴体系

《肇论》一书是僧肇佛教思想的集中体现。僧肇在《肇论》中,通过对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思想。因此,对《肇论》的“本无”、“动静”、“真假”、“无知”、“涅椠”等核心范畴体系的解读,可以更好的把握僧肇的佛教思想。由于受到当时玄学思维的影响,僧肇在进行核心范畴体系的建构时,很多地方运用了老庄的哲学范畴来阐释佛教思想。但僧肇并没有把佛教引入玄学,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会通佛教般若空观思想,从而把玄学纯粹的思辨概念及其范畴体系引向了佛教的信仰,这是僧肇的伟大贡献。     

僧肇“不真空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通途

僧肇的"不真空论"把龙树的中观思想与玄学的本体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本体论思想,为佛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在僧肇的这种本体论思想当中,包含着深刻的现代西方哲学意蕴,既有现象学的思维理路,也有语言哲学的深刻内涵,还有由逆顺观法所明晰体现的辩证法思想。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僧肇的"不真空论"也即假名存有论显然与现代场所佛教的存有论大异其趣。     

僧肇“不真空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通途

僧肇的"不真空论"把龙树的中观思想与玄学的本体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本体论思想,为佛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在僧肇的这种本体论思想当中,包含着深刻的现代西方哲学意蕴,既有现象学的思维理路,也有语言哲学的深刻内涵,还有由逆顺观法所明晰体现的辩证法思想。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僧肇的"不真空论"也即假名存有论显然与现代场所佛教的存有论大异其趣。     

假玄立论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假玄立论 以无为班——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论僧肇佛学的有无论与动静观

要真正理解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必须将僧肇佛学纳入到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考察,研究其面对和回答的时代主题,及其吸收融合的不同思想文化资源。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主要包含两方面内涵：其一,从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说立场出发,提出“非有非无”、“非动非静”观念,否定魏晋玄学有无论、动静观关于现象世界和本体存在的实体性理解,从现象世界存在本性的角度论述了性空观（“不真”）和性住观（“不迁”）;其二,承续魏晋玄学的体用论主题,在“即体即用”的体用论基础上,阐发了有无一观（“即万物之自虚”）、“即动而求静”的观念。僧肇在正确理解和坚持般若中观学说的前提下,承续了魏晋玄学的理论主题和体用一如的理论意向,从思想理论的许多方面对般若中观学说与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了融通,在推进魏晋玄学向前发展的同时,对佛教中国化的方式及趋势起了导向作用。     

从《世说新语》看支遁清谈

《世说新语》是晋人清谈总汇,所载东晋名僧支遁出现次数最多。支遁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游的典型。与之交游的名士有谢安、王羲之、孙绰、王坦之等,思想复杂。名僧有竺法深、于法开等,学说各异。支遁的清谈活动,在庄学上立逍遥义,在般若学上创即色论,一方面使玄学佛学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般若学的争鸣、佛学的中国化。     

非中国化与非宗派化：日本批判佛教论及其效应

中国佛教既有前宗派时期的格义佛教类型,更有宗派佛教义学建构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证义"佛教类型.日本批判佛教论,作为后宗派时代佛教思潮,由于缺乏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解读,并未真正如实地评判如来藏-本觉思想在中国宗派佛教创建中(即"证义佛教"阶段)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对唐代沙门法藏等人如来藏缘起论的阐释建构,没有足够的重视.     

僧肇“不真空论”的逻辑问题

僧肇,俗姓张氏,生于公元384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九年),死于公元414年(东晋安帝义熙十年),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是我国东晋时期重要的佛学理论家之一,早年研习老庄,后出家为僧,是当时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弟子。他经过消化印度佛教大乘空宗一派理论,站在佛教信仰者的立场,以一种彻底唯心主义观点,对我国魏晋以来玄学和佛学的各主要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哲学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和《答刘遗民书》等。其中《不真空论》是代表僧肇世界     

刘笑敢：反向格义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中一些概念、范畴不好理解，于是中土僧人便以老庄的术语模拟和解释佛教教义，帮助一般人了解佛教的基本内容，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以本土固有的经典解释外来的教义。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是要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本土的经典和思想，也就是像人们所说的，如果不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语言，自己的传统反而不容易理解了，这与传统的“格义”方向相反，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向格义”。我提出“反向格义”的目的主要是唤醒一种自觉意识，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用西方的语言、西方的哲学概念、     

关于僧肇“空”观思想的本体论解读

本把僧肇“空”观思想放于本体论语境中加以思考,认为僧肇阐释的“空”观思想建立起了中国哲学中第一个比较彻底的本体论,拯救了老庄玄学建构本体论的失败,完善了整个中国哲学体系。     

"格义"之法与中国比较文学——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范式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其教义、教理等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但是,佛教的"空"跟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无"等概念形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共鸣;于是,早期佛教的传习者,特别是魏晋时期的佛教传习者,便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跟佛教思想相近的概念来解释佛教的"事数",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跟佛教的"事数"进行一一比配,于是便有了"格义"之法."格义"在佛教传播中土初期起到了文化上的"摆渡"作用,为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某种"方便法门".虽然后来佛教的传习不再需要借助于"格义"之法,但这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方法.仍然为后来的文人和学者使用;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便借助于中国经籍中的"天"向中国人解释"上帝"的观念.同时,"格义"一法作为古代中国融通中外文化的一个先例,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较早的源头之一,并对当今的中外文学、文化的交往和沟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的重玄思想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是"集重玄之大成,宗六代之奥论".从其来源看,玄学、佛学、道学是建构成玄英重玄思想大厦的三大支柱;从其内容看,成玄英的重玄论说主要作为本体的重玄之道、方法的重玄之智和境界的重玄之域等三个层面.     

如何看待玄学之后道家哲学的发展

玄学是道家哲学在魏晋时期的新形态。此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道家哲学没有再继续发展,但通过道教、儒学以及中国化的佛学,道家思想又得以不同程度的体现。道教哲学作为玄学之后道家哲学新的发展形态,从道家哲学的转型及其与道教思想的内在联系中能够得到说明;而道家思想在儒、佛中的体现,则不能视作道家哲学的发展。同时,有必要从道家与道教关系的角度,深入探究玄学之后道家哲学不再发展的原因;把道家和道教都装在"道学"框架里的观点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论章炳麟的佛学研究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曾著有大量研究佛学的文章。他对佛学十分服膺，认为佛学具有无神论的特点，而且与哲学和儒学相沟通。他对佛学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尤其在对法相宗的研究中见解独到，造诣颇深；他评价佛教流派，倡言宗教改革；考证大乘源流，梳理佛教学说；他称赞佛教，认为其对革命党人会起到精神上的鼓舞作用，但又不沉溺于佛经，在思想上并未受到佛教的束缚。因此，他对佛教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是理性主义的，他的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论“有无”：早期佛学与道家思想之格义

＂有＂与＂无＂是道家思想的基本概念,佛教传入之初,即借用＂有＂与＂无＂来阐发其佛学思想,使佛教教义与道家思想相互融合。佛道两家由于对＂有无＂的理解差异,在哲学上表现为本体论和存在论的不同特色。     

晋宋“文义”与谢诗“玄学尾巴”成因

从曹魏后期到晋宋之际,玄学经历了三个形态的变化。一是曹魏后期的"政治的玄学",二是西晋前期的"哲学的玄学",三是晋宋之际的"艺术的玄学"。以正始为代表的曹魏后期文学创作"有玄无文",以太康为代表的西晋前期文学创作"有文无玄",以陶、谢为代表的晋宋之际文学创作"有文有玄"。谢灵运就生活在"艺术的玄学"的时代,他不仅重"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且重"义",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其山水诗的"玄学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