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与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汉代经学谶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

西汉后期出现的经学谶纬化思潮是汉代思想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现象。研究汉代思想史，不能不考察经学谶纬化的过程，今、古经学派对于谶纬的态度及其与谶纬的关系不完全相同。儒生的方士化是经学谶纬化的前提，而“学随术变”则是导致经学向谶纬化方向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因。     

儒生与关羽崇拜

关羽崇拜是民间信仰中较为突出的信仰形态之一。关羽作为一代武将而被崇奉为神明。似乎与追求金榜题名、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儒生并无关联。事实上。儒生与关羽崇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儒生推动的儒化关羽的过程，使关羽不仅为儒生所接受而且为其由区域神转向全民信仰大神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关羽神在为儒生接受之后，他又不得不违背儒生为其定位的道德标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新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的“生命线”,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核心问题就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密切相关,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恩主义大众化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进而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发展力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阵地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渠道。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有通过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两条途径,不断优化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使命。     

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与实效性探究

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通过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必须通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力抓手,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教育合力,最终使大学生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困境及解决途径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校缺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导致许多大学生政治觉悟和能力素质不高。因此,有必要探索一条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帮助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广和运用到人民大众中去。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是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体色、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涵。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重视区分不同层次,分类指导,努力实现公民信仰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和谐统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最终目的。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必然举措,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因此,推动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很是必要。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困境(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地位正在被弱化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国     

外籍蜀官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治术的两端,并且由此产生“儒生”与“文吏”二类文官群体的分类。汉代中期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儒生、法吏并用,或者以儒术缘饰法术,此运作模式有利于帝国行政和大一统的思想控制。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郡国人,西汉外籍蜀官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带有“霸王道杂之”的色彩,使得地方基层社会逐渐被整合到国家秩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地方化”。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行事具有典型意义,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案例。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从两汉的察举制度看中国古代士人政府的形成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士人政府的形成时期．而作为两汉选举制度主要组成部分的察举制度在士人政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察举制度下，士人经历了从游士到儒士再到士大夫的演变过程，作为政府主要力量的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     

经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兼及“学科”问题

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自汉代独尊儒术,转而成为两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规范和塑造了传统主流的生活样态.从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传统的价值系统遭到质疑,西方现代学科分类的引入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兴起,最终导致经学的消亡.经学是传统生活方式全体的结晶,经学消亡的结果隐含着民族身份缺失的问题.世运变迁,当下民族身份问题突显出来,传统与现代关系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问 题,遂有返本开新、重塑国人生活方式的倡导以及设立经学学科的呼声.无疑,设置经学学科有助于经学研究,但经学研究应保持其纯学术的立场,如此才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返本开新.这要求学者深入体会经典,形成既体现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能够接续传统的认识,并以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资源.     

略论汉王朝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这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儒学独特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儒家学者的积极推动和汉武帝的偏好也起了重要作用。     

汉初散文略论

汉初散文作家们以昂扬的意气和伟大的抱负,为巩固新兴的政权而反思历史,建言献策.从汉初散文中反映出儒学政治化的文化内涵.政论文的特性,导致汉初散文最终走上重质轻文的道路.     

汉代儒学在岭南的传播

两汉时代,儒学影响达到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汉帝国儒家化文教政策的刺激,和岭南地方循吏本着用夏变夷观念和大一统意识所进行的治理实践,在使儒学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价值形态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本土儒学知识阶层产生。这为以后儒家文化传播至整个越南地区,奠定了基础。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