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效应

目前以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视角分析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立足于大湾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我国“十四五”规划所倡导的推动深度融合的战略导向,在分析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业融合和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大湾区两业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相比于港澳两地和中心城市,对珠三角地区和外围城市的两业融合的影响更大;扩大市场需求从而引发质量变革是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主要路径,起着提升两业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从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建立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的进程等方面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效应评估

为加快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分析区域异质性和试验区类型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探讨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并且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区域发达程度有关,其中对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提供契机;影响效应差异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跨区域类型试验区有更深远的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表现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规范市场环境等方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贯彻大数据战略、构建发展评价体系和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等政策建议。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效应评估

为加快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分析区域异质性和试验区类型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探讨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并且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区域发达程度有关,其中对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提供契机;影响效应差异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跨区域类型试验区有更深远的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表现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规范市场环境等方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贯彻大数据战略、构建发展评价体系和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等政策建议.     

制造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向进一步落实兼顾创新与绿色双重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禀赋效应、赋能效应、治理效应和社会效应4个方面,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传导机制,同时从城市区域、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角度分析其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280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其主要通过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建议政府加大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制度保障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并且“因城施策”,推动区域制造业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数字经济与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时空效应与机制检验

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本地及邻地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大于短期;伴随地理距离增加,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呈现“由正转负”的阶段性变化,485千米为其有效溢出边界。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创新、产业集聚与外资流入均可正向中介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机制变量的调节下,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还存在梯度增强过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城市区位、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层面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基于2014—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结合成渝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分别测度及评价二者发展水平,进一步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二者耦合协调测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成渝经济圈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偏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数字经济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较低;（2）经济圈的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态势,显示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贡献逐渐增强;（3）经济圈各城市的二者耦合协调程度不同,各城市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程度不一,形成不协调发展态势。据此提出成渝经济圈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

【目的】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能够更好地整合各类资源，促进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为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方法】因此，基于对数字经济影响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线性和非线性机理，选取115个资源型地级城市2011—2020年年度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使用熵权法测算其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研究显示：(1)整体上，数字经济推动了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2)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会伴随互联网普及程度、政府科研投入水平、人才素养培育力度和企业家精神活跃度的提升而增强，呈现显著的单门槛特征。(3)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数字经济对衰退型城市和再生型城市的正向影响最显著，成熟型城市弱之，对成长型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结论】因此，要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政府科研投入水平、加大人才素养培育力度和弘扬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其在数字经济引导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借助数字经济背景持续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信息为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依托其高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能力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大力提升社会生产力。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大变革,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及质量变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交易成本与中国区域创新创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以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创新创业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强劲抓手。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畅通要素流动,抑制资源错配,推动区域创新创业;(3)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南方城市、一般级别城市和较低水平创新创业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更强劲的推动作用,需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对南北方城市创新创业造成的进一步分化。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准自然实验

在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形式,如何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促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本文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一区域合作机制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建立实证模型考察区域一体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提高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稳健性检验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促进了长三角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原位城市要大于新进城市。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可以通过市场整合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促进整体城市、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经济联系机制的作用则存在区域差异性。     

长三角数字一体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数字经济驱动视角

数字经济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战略发展目标,需要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13-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并从要素配置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从细分的维度看,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推动数字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发展环境对区域一体化有正向推动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2）数字经济的资本、技术和人力三种生产要素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有显著正相关作用,加大对数字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因此,应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构建良好数字发展环境,加大对数字相关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提升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     

城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路径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定性比较分析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着力点。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以69个中国城市为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了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能力、数字基础设施、政府规模和市场规模6个条件变量对城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能力、数字基础设施、政府规模和市场规模均不是城市高数字经济质量和非高数字经济质量产生的必要条件；(2)城市高数字经济质量的驱动路径有3条：网络-资本驱动型、人才-营商环境驱动型和研发-市场驱动型；(3)城市非高数字经济质量驱动路径有2条：网络-市场抑制型和资本-研发抑制型；(4)政府规模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即较小的政府规模在配合充足的人力资本和较大的市场规模时有助于驱动城市高数字经济质量的形成，但当政府规模增大时却并不会显著抑制这种趋势。     

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知识流动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2013-2018年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的事实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地区创新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实用型和外观型创新的驱动作用显著强于对发明型的驱动作用，数字经济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驱动地区创新发展中具有显著中介作用，且对不同创新类型的中介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数字经济创新效应具有显著地区差异，发达城市的数字经济创新效应显著高于经济水平落后城市；知识流动在同级别城市中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跨级城市，知识流动在经济落后城市中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经济发达城市。数字经济能通过知识流动的中介作用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强强合作”与均衡发展，为中国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重要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共同富裕——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

根据我国283个地级市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经济增长效率和公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效率和公平的空间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效率既有城市内的促进作用又有城市间积极的空间外溢效应,且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城市的创新水平来提高城市经济增长效率;数字经济拉大了城市内收入差距,但其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缩小城市间收入差距。研究结论对统筹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各地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应破除“地方本位”思想,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创新力培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创新力培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基础上,构建了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方法和面板门槛技术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空间关联是数字经济与创新力培育、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与创新力培育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不同,前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明显高于后者,两者的协同效应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引导创新力培育。(3)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培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门槛,只有当两者相互匹配、协调发展时,二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才能较好地发挥。     

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的排斥效应，提高县域金融水平，缓解县域中小微企业信贷约束，促进居民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金融供给与需求，激发金融产品的创新。本文首先以陕西省各县为研究对象，采用县级数据从5个方面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度量各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及协调发展关系，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剖析耦合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促进陕西省各县以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城市异质性的经验证据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下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新型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能否助推黄河流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待探究的重要议题。鉴于此,运用内生增长数理模型厘清数字经济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并构建流域内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水资源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8年流域内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①全流域内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相较资源型城市更佳。②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具有边际报酬后发递增优势,上游、中游城市相较于下游城市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倒U型”特征,中等城市是未来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所在。④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创新、技术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传导路径,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是重要的潜在作用渠道,分维度的互联网发展和普惠金融呈现一致的趋同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充分认识城市性质、城市区位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化影响,因地制宜强化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红利效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浪潮,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为黄河流域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人才创新高地建设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269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为探究人才创新高地建设的政策效应，基于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将人才创新高地建设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人才创新高地建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才创新高地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能力在人才创新高地建设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人才创新高地建设对规模较大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果更显著。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人才创新高地建设通过提高城市的科技投入水平进而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的减污降碳协同作用及机制——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目的】数字经济是实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着力点，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融合和不断发展，赋予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新的动力机制，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实现”双碳“气候承诺的关键窗口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污降碳协同作用是实现绿色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重要命题。【方法】本文基于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经济的减污降碳协同作用及其中介机制。【结果】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法、剔除直辖市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2)选取“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以多期DID模型评估数字经济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机制分析发现，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公众环境监督可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4)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更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中影响不显著，这主要与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有关。【结论】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新型基础设...     

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取代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的主题。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基于2004—2018年中国281个城市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各维度及其综合指标,同时采用SARAR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中开放维度和共享维度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并且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各维度均处于波动上升;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结构红利,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形关系;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中存在着动态均衡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会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和开放维度影响相对较大。通过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各维度的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为推动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