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的创新激励效应

本文选取2015-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10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索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协同配合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市场融资并未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能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创新。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阶段的企业,政府补助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而市场融资对下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两者协同配合对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新激励与政府干预理论,并为政府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精准设计创新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PSM-DID方法

在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由此也成为了我国产业政策长期重点扶持的对象。随着产业发展进程加快,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研发不足等现象也逐渐严重,为解决当下技术困境与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被视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点,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也成为推广政策发展的新方向。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推荐目录)作为推广政策的典型代表,它明确了产品上市销售的技术门槛,那么它是否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效应?基于2009—2018年间123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造政策冲击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了推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根据企业是否被纳入推荐目录,将样本划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得到无系统差异的两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合专利数量与技术创新效率两个维度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被纳入推荐目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1)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推荐目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3)推荐目录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大于民营企业。研究结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的研发投入激励研究基于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性分析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型”政策逐步“退坡”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挥好“非补贴型”政策的接力作用,促进车企高效创新,本文将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区分为“技术准入”和“消费支撑”两类,选取2010—2019年期间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从显著性、敏捷性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类“非补贴型”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态影响,同时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区域创新氛围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准入”类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始终呈显著正向激励效果,且响应更敏捷,时滞较短;“消费支撑”类政策的激励显著性则呈现由强减弱趋势,响应敏捷性相对较弱,时滞较长。同时,“技术准入”类政策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受到区域创新氛围单一门槛效应的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消费支撑”类政策的研发投入则受到区域创新氛围双重门槛效应的影响,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两类“非补贴型”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激励优势,并根据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非补贴型”政策。研究结论为中国制订差别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决策参考。     

创新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实证分析*

在国家提出要加快关键新能源核心技术创新的背景下,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的新能源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创新政策、直接支持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分别进行综合得分的测算,然后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政策与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创新政策显著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2)不同类型的创新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应存在差异,直接支持政策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间接支持政策则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3)创新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存在区位异质性效应和产权异质性效应,创新政策对位于东部地区的国有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更加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间接支持政策对位于中西部地区的非国有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更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继续推进完善促进新能源企业创新的直接支持政策;建立多方位支持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体系;加强科技信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地制宜制定政策。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专利质量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既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扶持幼稚产业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在考察两种财税政策对专利质量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绩效分析的视角,检验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组合使用时对专利质量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两种政策均对专利质量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且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第二,补贴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阈值,在该阈值范围内时,税收优惠作用最佳;第三,同样,税收优惠也存在相应的阈值,当优惠超过该值时,更有利于显现政府补贴的作用,识别并充分利用该阈值,才能实现两种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促进了何种创新?

本文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区分为“补贴型”与“非补贴型”政策两类,并将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区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选取2010—2018年期间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了两类产业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两类创新偏好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新能源车企的政治关联在其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并且更容易引发企业的“策略性”创新偏好;“非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步增强趋势,并且对于“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在“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策略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正向调节作用,在“非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负向调节作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要更好地促进新能源车企的“实质性”创新,就必须改变目前“补贴型”政策“一刀切”的行政化安排模式,要进一步丰富“非补贴型”政策的内容,并加大“非补贴型”政策实施力度,同时要把握好企业政治关联在产业政策促进高水平创新中的调节性作用。本文丰富了“非补贴型”政策与企业创...     

“专精特新”认定政策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增强链补短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但创新具有经济正外部性的特征,加之中小企业在人才、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创新积极性不高,为此,国家出台“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其灵魂就是赋能中小企业创新。本文基于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探究该政策作用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激励效应的持续性不强;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能够通过“资源倾斜”效应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资质升级”和“区域差异”的异质性效应,相比于省、市级资质认定政策而言,国家级“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验证了政策梯度培育的科学性,但也反映出省、市级资质认定可能存在资格审查不严、持续创新动力激励不足等问题;相比于欠发达地区,经济政治资源丰富地区的政策吸收效果较弱,因此政策应当因地制宜,规避区域性政策饱和风险。本文不仅拓展了“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并且为优化政...     

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为中介变量

旨在分析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运用来自广东地区17个市(县)中小企业的整群随机抽样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政府技术创新政策对中小企业资源投入、组织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通过两条路径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1)技术创新政策—企业资源投入—创新绩效;(2)技术创新政策—组织激励—创新绩效。同时指出企业资源投入和组织激励在技术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扮演着完全中介的角色。     

买方市场势力、市场竞争环境与研发投入——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买方市场势力是客户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企业的创新决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中的610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市场竞争强度和市场动态性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下买方市场势力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买方市场势力对创新研发投入产生的“促进激励效应”越明显;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动态性越高,买方市场势力对创新研发投入产生的“促进激励效应”越显著。     

重点产业政策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产业政策能否成功引致新能源技术创新事关构建清洁能源体系与绿色创新体系,对推进中国工业能源革命与绿色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中央和省级"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建立"准自然实验",构建2006—2015年中国新能源专利面板数据并将其匹配至应用的工业行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从需求侧对重点产业政策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但政策效果因制定层级、实施区域、行业特征等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产业政策有更明显的创新激励效应,重点产业政策在东部地区落实效果更好,高技术行业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对产业政策环境要求更高。在作用机制方面,重点产业政策通过外商投资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通过环境规制抑制新能源技术创新,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则是两极分化,能够正向促进直辖市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却反向抑制一般省份的新能源技术创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结合发展实际形成"产业政策合力"以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抉择更具挑战性,企业是否会以创新作为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与动荡性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相应的内在机理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竞争逻辑的视角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发明专利)的影响更为显著,体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企业社会责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支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补贴与税收优惠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之间的战略竞争工具(寻租工具)效应进一步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竞争工具价值,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在外部运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提供更大的利益相关方网络资源提供经验启示。     

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

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种群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以2009—2016年新能源汽车产业50家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研发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和不同生态位企业种群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结论,政府研发补贴与产业整体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研发补贴与高、中、低生态位企业种群的正相关系数分别为1.447、0.512和0.247。并由此提出加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的研发补贴,着力加强对中低生态位企业种群的研发补贴,培养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快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建设等政策建议。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路径选择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实施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探究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时序特征,部分验证了波特假说“弱”版本。具体如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在2016年新一轮“环保风暴”后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呈现作用随年递减的趋势;相较于企业技术引进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大;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碳交易市场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促进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引进方面。②分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呈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西部的结果符合波特假说“狭义”版本,即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工业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本文创新性地在环境规制中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细化了波特假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进而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     

风险投资、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影响机制及其实证检验

运用2010-2016年在我国深市创业板上市的153家企业的面板数据,探究了风险投资支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潜在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风险投资支持对企业创新投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支持能够通过使企业充分利用行业溢出的研发资源、减少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四条潜在作用机制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2)企业未来财务绩效并非同等受益于其技术创新活动,风险投资支持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效率,使企业创新投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企业未来的财务绩效;(3)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未来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会由于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不仅有助于明晰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同时也可为国家完善风险投资发展体系、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提供重要的思路启发。     

政策变迁视角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在政策变迁视角下构建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种群-环境”演化分析框架，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分为技术探索、示范推广、快速发展、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基于1991—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联合申请数据，构建产业技术创新专利合作网络。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变迁与创新生态系统演变是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电力公司逐渐成为网络中的核心节点，研究机构和高校成为次要核心节点；创新生态系统主体共生的广度提升而深度降低，中心性和生态位变动较小，在技术上的应变性一直较强。对此应当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遵循产业规律；鼓励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多方深度参与的技术创新网络；促进市场竞争，推动兼并重组；布局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助力国际技术竞争。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应用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迫切需要走清洁化和节能化道路,深入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发展初期的技术保障与政策支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南昌市作为我国重要地方区域及工业城市,应抓住国家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的机遇,探索出一条符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路,即政府与企业间、技术与市场间的良性互动的运作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应用的现状,提出了继续优化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出台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政策,提倡新能源汽车"公交先行",以项目示范推动产业升级,以产业化促进市场化进程,提升消费需求刺激技术创新等相关建议,以推动南昌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应用的良性循环。     

多维邻近性能促进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合作创新吗？

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激励合作创新,提升竞争优势,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多维邻近性的视角,分析了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利用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专利合作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均能促进新能源企业合作创新,且地理邻近性的作用受区域交通发展水平的影响,技术邻近性的作用最大;技术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对合作创新的交互作用体现为替代效应,即只有当技术邻近性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才会表现出促进作用,否则就可能带来负效应;技术邻近性与社会邻近性的交互作用也体现为替代效应,即只有当企业间的技术邻近性水平较低时,社会邻近性才表现出促进作用,否则其效应就十分微弱.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机理分析与广东数据检验

在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两者作用机理基础上,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11—2019年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和门槛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其一,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对于融资约束指数SA大于-3.352的企业,政府补贴对其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其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影响有差异,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三,政府补贴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直接作用效应,也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显著;其四,政府补贴并不是越多越好,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补贴强度大于4.417%时,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会显著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