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广东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研究

以广东战略性新兴企业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数据研究管理者薪酬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持股却并非如此,这与高管持股整体偏低以及企业股权激励机制不健全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绩效不佳时,高管薪酬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业绩欠佳时企业更关心的是生存而不是由研发创新推动的发展。最后指出企业做大与做强之间的矛盾。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内外学者历来高度重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长期忽视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潜在影响。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4-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全部工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运用Green(2005)提出的真正随机效应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在控制公司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实证检验了高管货币报酬和持股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经验证据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具体关联模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受到区域市场化程度、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特征等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政府R&D补贴与科技人员薪酬激励——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R&D补贴对研发产出的影响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现实中,超过50％的R&D支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薪酬,所以,政府补贴如何影响科技人员薪酬及其激励效果就是理解政府补贴影响研发产出的核心内容.利用1998-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R&D补贴对国有企业科技人员的工资水平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政府R&D补贴对专利-薪酬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三资企业的政府R&D补贴对新品销售收入-薪酬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目标和承担的责任不同,决定了它们所采取的激励策略和激励效果也不同.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异质研发

    本文旨在从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层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异质研发投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影响关系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对试验开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与研究投资间的关系则呈倒“U”型;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监督作用增强,这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影响被挤出;研发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当期绩效,对其未来绩效也有着积极影响,且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对企业未来绩效影响的持续期数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从异质性视角拓展了创新激励理论,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信息技术公司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信息技术业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公司研发项目周期较长、不确定性较大等特点很可能导致基于公司短期经营业绩的薪酬激励方案降低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本文通过对2007-2008年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的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公司董事会通过薪酬方案鼓励公司高管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以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而且,研究表明公司薪酬方案更倾向于奖励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的公司高管团队,而不是公司CEO。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政府补贴对绿色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医药制造企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医药制造业32家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一步系统GMM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资助效果,并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绿色研发投入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医药制造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政府补贴对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资助效果存在差异化,政府补贴对小规模、非国有企业的激励作用仅在当期通过显著性检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政府补贴强度下,政府补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政府补贴强度的提高,政府补贴对绿色研发投入的作用弹性先增强后减弱。     

高管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的数据

随着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若想获取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就需要投入研发成本进行技术创新。而高管作为企业的代理人拥有企业战略决策权,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绩效起着关键作用。为了有效解决所有人目标与代理人目标不一致问题,就需要对高管进行一定的激励措施。文中以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为研究样本,选取了2014—2017年的数据,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以及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对高管激励、企业绩效和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两者的调节作用进行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和高管长期持股比例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均不存在调节作用;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且相关性不显著。文中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出发,探究如何完善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高管激励制度,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对于培养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政府研发补贴、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回应“在获得政府研发补贴后，企业职能背景多样的高管团队能否帮助企业优化资源整合与分配，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活动预期收益”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微观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信息决策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政府研发补贴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该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组中更加明显；整体而言，高管职能背景多样化有利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的发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影响效果也会受到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由此提出，创新政策制定者在确定评价指标和甄选帮扶对象时可将企业性质和企业内部高管团队特征纳入考量指标；企业在招贤纳士时要重视高管团队整体职能背景的互补性与完备性。     

高管持股、政府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兼议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

以2010-2014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如何作用于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股权治理机制能否对高管防御效应产生治理效果。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高管持股比例适中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高管持股过高或过低时会产生管理防御效应,从而抑制了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3)股权制衡度和基金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抑制管理防御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强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     

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

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力。为了寻找提高企业创新的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有效管理与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文中旨在探究其中联系,从根源上找到企业创新思路。文中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研究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削弱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中将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研发投资的3项因素整合到同一研究结构中,不仅探究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而且检验得出机构投资者的替代效应。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创新导向与激励机制的交互作用

利用2009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结合企业行为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创新导向和管理层激励对研发投资的交互作用。同时检验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投资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创新导向对研发投资存在替代效应,而问题导向越明显,长期股权激励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CEO薪酬契约设计、研发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创造

本文以2007—2011年中国深沪A股57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CEO薪酬契约设计对CEO研发投资行为,以及CEO研发投资行为对公司价值创造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①在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没有被纳入CEO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CEO年薪却诱导CEO减少研发投资;在私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已纳入CEO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CEO年薪能够激励CEO增加研发投资。②无论在私有控股企业,还是在国有控股企业,CEO持股比例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③在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但关系不显著;在私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研发合作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研发合作越来越成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而高管薪酬激励往往又决定着高管对研发合作的重视程度。将高管薪酬激励、研发合作与企业经济绩效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考察高管薪酬激励对于研发合作-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表明,研发合作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随着高管薪酬激励的不同而异,高管薪酬激励对研发合作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具有增强型交互作用。     

穷则思“变”抑或穷则思“骗”？——基于业绩下滑企业业绩改善行为研究

本文选择在企业业绩下滑特殊场景研究高管改善业绩的“思变”与“思骗”行为以及激励机制对高管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 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业绩下滑情境中管理层变革会有更多的“战术”行为和“思骗”的粉饰行为,而没有更多的“战略”行为;高管的“思骗”行为受到自身激励因素的影响,高管的任职期限对“思骗”行为具有显著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困局,反映了高管任职期限在高管激励机制设计中的重要性,拓展了以往对高管激励研究局限于薪酬激励的研究视野.     

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的数据测度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用Probit模型探究了影响企业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的因素,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发现,较之于未受补贴的企业,政府研发补贴使受补贴的企业平均增加0.184%的研发强度,而且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支出和新产品产值也都有激励作用。建议政府加大对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补贴的力度,同时需要增强对企业使用研发补贴资金的监管,引导企业对补贴进行合理分配。     

研发投入和人员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比较研究

从2009年广东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估上报的企业数据库中选取263家企业,探讨了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人员激励(薪酬激励和人员培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总样本和新兴产业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薪酬激励和人员培训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传统产业中,只有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传统产业中,薪酬激励对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融资融券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研究

融资融券制度作为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之一,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得到重视。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融资融券对高管激励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融资融券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会计业绩及高管薪酬-市场业绩敏感度,说明融资融券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及市场价格信息质量,从而有助于提高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具有显著外部治理效应;进一步的机理检验发现,融资融券效用发挥在治理机制较弱的制度环境中更为显著,表明其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发挥作用。     

高管垂直薪酬差距是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传导路径？——董事会规模的调节作用

尽管前期研究大量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影响，但两者关系的传导路径和情境机制却鲜有研究涉及。鉴于此，本研究以高管垂直薪酬差距为中介变量，董事会规模为情境变量，重新审视了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利用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经验数据，本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存在明显的“刺激效应”；第二，高管垂直薪酬差距在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三，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高管垂直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将随之增强，但董事会规模对政府补助与高管垂直薪酬差距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完善文献对政府补助作用于研发投入的路径与后果的认识，对中小企业调整高管团队薪酬结构和完善董事会治理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