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外史”考辨

《左传》“外史”一职,其说有三：一是与“内史”相对,诸侯史官之“外史”;二是“外史”即《周礼》之“外史”;三是言史官身居在外.这三种看法,并不合于春秋实际,“外史”即《左传》之“史”,言外者实是与卿大夫“家史”相对应.     

我国科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启迪--对我国1978-2002年科学史研究现状定量分析的概述

近二十多年我国科学史研究是在继承、引进、消化和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回顾科学史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不难看出“科学史“的研究从内史转向外史并向内外史相结合的综合史方向发展.     

“内史化”: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各学科“内史”的目标是补充或完善各个所属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历史学无关。“内史化专门史”从各个学科知识体系中提出问题,再应用各个学科的专门知识解决问题,并回答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外史化专门史”只是将专门学科当作一个论域,并不从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提问,也不能应用各科学的专门知识解决问题,属于纯粹的历史学。“内史化专门史”给我们揭示了一种与跨学科不同的学科分析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内史化”既是历史学的新分类,也是历史学的新挑战。     

寓史证意识于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中——由课堂观察引发的思考与研究

历史是过去的存在,历史研究必须用史实说话,即“论从史出、史由证来”。原始史料不一定就是史实,因为,历史记录往往都带有主观性。历史研究要详尽占有第一手资料,善于比较、分类、辨疑、求证,并在辩证分析和逻辑分析中,对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有史证意识。     

运用整体原理是提高历史总复习质量的有效途径

怎样运用整体原理来进行高考历史的总复习?这里以中国现代史为例谈谈几点做法。(一)把握基本线索,揭示阶段特征,注重基本史实的联系,整体地认识复习对象。中国现代史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把它划分为三大时期、六个阶段,并揭示其相应的六大特征,就能把握了中国现代史的全貌。以下图示之:     

打造“三史”课堂发展史学素养——从省名师课堂《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展示课说开去

“三史”课堂即基于史实、史料、史感的课堂教学范式。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精选具有重要性、代表性、典型性并且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基本脉络和基本规律的史实、史料呈现给学生。这些史实、史料有利于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提高、史学素养的提升。下面基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骆增翼老师执教的江苏省教学新时空名师课堂初中历史录像课《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这样一节省级示范展示课中关于教学主题的确定与教学设计中史实、     

我国图书馆史应该研究什么

我国学界对图书馆史研究内容方面的认知,主体看法有两种。一是应强化近当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二是倡导拓展有关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研究空间,如区域图书馆史、个案研究、学科建设、学术史等。至于外史与内史之争,以前者居有优势。总体而言,我国图书馆史研究内容可资拓展的空间巨大,亟待加强。     

走向纵深的区域史研究——以安涛《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为例

为重建中国历史的描述,社会史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且日益向区域化、纵深化发展。江南区域史研究显然处于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位置。然而无论什么样的新倡导,都不能简单套用现成理论来剪裁中国史实,而是要真正走向纵深去获得更加真切的历史认识。这要求史家怀有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把区域问题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从而获得有价值的历史感悟与启示。同时史家必须怀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关心社会发展,这样才能做好区域史研究,为当地社会认识自我提供贯通性的历史思考,同时引领区域社会发展,提升当地的社会史研究。安涛博士以金山县为观察点的江南市镇"中心与边缘"问题研究,可说是区域史研究极具典范性的贯通古今的尝试,其问题从历史中来,又向历史中解答,真正是走向了纵深,从而也关照了区域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与责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奠基、拓展和深化——庄福龄的学术历程及贡献

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园地,尽管苏联和东德学者使用过“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概念,但是,是中国学者首次明确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方向。其中庄福龄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参与策划、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该学科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巨著;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创立者之一,担任该学会会长长达28年;他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内史”）向“马克思主义史（“外史”）的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史“”论”关系的系统阐发,以及新的时代境遇下的进一步深化的构想等,对于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故事为“点”以人物串“线”——初中历史课堂“点—线”结合新探索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历史人物故事作为具体、生动的历史史实,将历史人物随着时间推移的不同发展命运作为一条线索,即以人物故事为“点”,以人物发展线索串“线”,探索运用,增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效”与“能”。     

论《红学学案》的问题意识

《红学学案》虽是为红学学人著史,但又非仅仅停留在述评层面,其还体现了作者敏感的问题意识,即以学案体为新时期红学学人著史的意识、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立言”的意识.因此,《红学学案》在作者的“问题意识”之上,“了解之同情”之下,为当今红学研究指明了一条更加理性的发展之路.     

我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

我主张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内史”的研究，它注重学理层面的探究，注重问题自身的逻辑性，注重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部分是所谓“外史”的研究，它注重理论与现实社会的横向关联，注重理论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效应。就“现代性”的研究而言，内史要澄清的是，现代性概念本身在理论上出了什么问题？后现代性概念是如何从现代性概念中发展出来的？     

简论科学成长的内部因素与社会环境

本文通过对科学发展史的考察，探讨了科学成长的内部因素与社会环境。文章概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两大流派──内史学派和外史学派，指出内史学派主要研究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与哲学、宗教之间的关系；而外史学派则主要研究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将超越科学史研究中内史学派与外史学派的局限，既强调科学的内部因素，也同样重视科学生长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建设

新中国史研究发端于新中国的创立。改革开放以来,它逐步兴起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史学,其史料学基础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证据法交叉融合发展。在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现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它包含着对这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体系化思想认识,对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其迄今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尚未清晰地区别开来,学科意识还比较薄弱。中华文明贯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蕴含着正确历史观。新时代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推进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关注重大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与领域。     

抓住历史的“经”“纬”

历史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的学科,我们绝不能把基本史实当作孤立分散的知识点来指导学生怎么学,而应告诉学生要抓住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由基础知识、阶段特征、基本线索构成的有层次的历史知识网络学习体系。基本线索是历史知识网络体系中的“经线”。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历史的这种发展性,使历史知识具有一种有别于一般知识系统性的链式结构,即其发展包含着必然性、渐进性和质变的内涵。把握基本线索,不仅能贯通来龙去脉,更能起到明确趋势归宿、揭示变化规律的作用。“要学好历史,首先就要把握住基本线索。”这是我常常提醒学生…     

“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杂议

要对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进行研究,首先需思考“学术”的内涵,在界定“学术”的基础上澄清“学术史”,把握文艺学学术史学术研究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要完成这一任务有四项工作要做：一是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二是要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四是梳理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以来文艺学的研究脉络、历程和成果,弄清前人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做和能够做什么。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应“内史”和“外史”结合,注意贯穿其中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充分看到外来学术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文艺学学术发展变化的重大影响,看到２０世纪科技发展对文艺学学术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影响发微

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的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文章钩沉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以及该理论对西夏史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通过徐中舒先生而进入吴天墀先生视野,并为吴天墀先生所接受。《西夏史稿》首次运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研究西夏史,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西夏史稿》采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一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西夏史,提出许多重要观点,理论的核心即中国历史有整体性。这一观点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得到继承、发展,深化了西夏史研究,促进了宋、辽、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推动了“大宋史”概念的提出。     

区域基督教史研究的用心之作——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近代山东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及其差会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逐渐由“险学”变为“显学”,但基督教史研究中所需外文资料搜集的不易,又给研究者增添了不少困难。郭大松教授历时近一年译编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近代山东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及其差会工作》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在搞清史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是一部为深入研究近代山东早期基督教史提供基本资料和资料线索的用心之作。     

唐宋记注官制度初探

我国古代有宫修起居注的制度。起居注即帝王举止言行的记录,其修撰者古人常称之为记注官。这一制度,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因革损益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唐宋时代记注官的建制与职掌的变化,可见一斑。据古书记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或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2]。古来学者,有的认为左史即太史,右史即内史[3];有的认为左史是指的内史,右史是指的太史[4]。不论怎么说,先秦王者经常有内史、太史,或其他史官侍立左右,记王者之言行,这已形成一套制度,则是确切可信的。这一制度传之后世,就是官修起居注。所以唐代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5]修起居注的人一般也以史官称之,或习用古称左、右史。其所记乃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时政大事,即西晋司马彪所说:“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6]。可见古之所谓史原是以记载当前时事为务的。就其对后世而言,时事便为往事了,所以古人认为一部信史,当从现在做起。     

《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广州口岸史研究》析评

王川著《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广州口岸史研究》对明代市舶制度及市舶太监的产生与地域分布、明代市舶太监的特权与历史作用进行了研究。王著揭示了市舶太监在明代皇权支持下只顾垄断市舶之利获取南海宝货的贪婪本性,他们及背后的中央朝廷对因“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新兴殖民势力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性还毫无“自觉意识”,自筑“海上长城”,始终秉持“海禁”和朝贡政策,等着坐怀远人,使一直雄踞人类海洋文化前列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错失了向海的趋势。文中讲述的史实和论述的内容以及他的写作方法和论述方法,始终贯穿着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引导人们不断思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充分发展还有哪些研究领域和考察视角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