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以生物医药上市企业为例

应用2012-2016年中国生物医药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提出并验证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资源倾向机制及信号传递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通过资源倾向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通过信号传递机制释放的信号,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机构投资者持股作用不显著;银行贷款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两种方式相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更有效。     

机构投资者抱团对年报语调操纵的影响研究

机构投资者理性化抱团行为和企业规范化年报信息披露是影响资本市场整体稳定的关键因素,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3—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操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抱团对年报语调操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会显著加剧年报语调操纵程度,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支持该结论;(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当管理层迎合动机较强和机构投资者团体“用脚投票”时,机构投资者抱团会进一步加剧年报语调操纵程度;(3)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监管相对较弱的企业,管理层更有可能为了迎合机构投资者团体而进行年报语调操纵;(4)影响效应检验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情况下,年报语调操纵行为会显著提高股价崩盘风险,从而阻碍了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果从理论层面为分析年报语调操纵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多元化视角,从实践层面为规范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提升企业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异质研发

    本文旨在从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层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异质研发投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影响关系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对试验开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与研究投资间的关系则呈倒“U”型;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监督作用增强,这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影响被挤出;研发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当期绩效,对其未来绩效也有着积极影响,且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对企业未来绩效影响的持续期数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从异质性视角拓展了创新激励理论,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数量或质量：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减少污染”双赢目标的关键。本文以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视角出发,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在推动绿色创新数量提高的同时,对绿色创新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作用机制方面,环境信息披露对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是通过诱发企业短期化行为传递的。进一步分析显示,提高管理层能力和加大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对企业绿色创新短期化行为进行纠偏。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为政府环境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以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证据。     

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

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力。为了寻找提高企业创新的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有效管理与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文中旨在探究其中联系,从根源上找到企业创新思路。文中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研究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削弱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中将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研发投资的3项因素整合到同一研究结构中,不仅探究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而且检验得出机构投资者的替代效应。     

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环境研发投入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新能源企业产权异质性的数据分析

实证分析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税收优惠,政府直接技术补贴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在非国企中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而在国企中没有显著作用;企业研发人员的增加会强化直接技术补贴对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而在非国企中,研发人员会弱化税收优惠对环境绩效的积极效应;环境研发投入在直接技术补贴与企业环境绩效中起中介作用,但其在税收优惠与企业环境绩效中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非国企中。     

机构投资者互惠行为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以管理防御理论为基础,编制互惠量表并建立回归模型,检验机构投资者互惠行为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广义互惠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负互惠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机构投资者平衡互惠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探索性地应用互惠量表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应,为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空间计量视角下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视角,选取我国部分省区2011—2015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不同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及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内生交互效应。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最好,直接税收优惠激励效果次之,直接补贴资助效果相对最弱。政府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要优于小规模企业;国有产权比重越高越不利于激发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绩效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竞争会显著地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提升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补贴绩效的内外规制研究

本文选取2011-2015年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不同规制约束下,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环境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较高的内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研发投入与企业环境绩效,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较高的外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当企业面临高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当企业面临内外部规制一强一弱的制约时,相比于低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高外部规制和低内部规制下更能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对提升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绩效和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管持股、政府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兼议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

以2010-2014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如何作用于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股权治理机制能否对高管防御效应产生治理效果。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高管持股比例适中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高管持股过高或过低时会产生管理防御效应,从而抑制了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3)股权制衡度和基金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抑制管理防御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强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     

上市公司自主创新的国家激励扭曲之困——是政府补贴还是税收递延?

文章从系统演化视角建立了基于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和税收补贴3种不同经济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将税收递延引入演化系统中形成新的衍生模型,并根据演化的影响因素建立计量模型用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规模要远大于税收优惠,现有创新激励机制更加注重扶持大企业或明星企业引导主流创新,忽视了零散的小量的个性化创新需求,造成国家激励自主创新的资源配置扭曲现象;(2)税收递延对自主创新的影响要优于政府补贴,这是因为政府补贴的获取出现"国进民退"不良形势,国有企业利用政治背景掩饰创新效率低下的弱点来获取政府补贴,进而影响了政府补贴激励创新的有效性;(3)国有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过低是引起政府扶持创新的"南橘北枳"的重要原因,高新技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越大,企业获得的创新激励扭曲越明显,创新效率更低。     

创新激励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8年～2011年四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研发补贴、金融支持、产权保护及人才激励五项创新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研究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的研发补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金融支持政策效没有显著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风险投资从总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没有非常显著影响;有风险投资的企业研发产出高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哪种政府补贴方式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医药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PVAR动态效应的比较视角

选取2008—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148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政府补贴方式与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效应,以及该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相对于支持型政府补贴,奖励型政府补贴更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反过来,创新绩效促进奖励型政府补贴,两者相互促进;而研发投入抑制奖励型政府补贴,且这种交互作用国企比非国企更显著。(2)支持型政府补贴挤出研发投入但促进创新绩效,反过来研发投入促进支持型政府补贴,而创新绩效抑制支持型政府补贴,且这种交互作用非国企比国企更显著。(3)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相互促进,且非国企比国企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和企业创新研发决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动态交互效应

选取2008-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148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效应,以及该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存在滞后1-3期的相互促进作用,国企比非国企表现更显著;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存在滞后1-3期的相互促进作用,非国企比国企表现更显著;政府补贴会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但创新绩效却会抑制企业未来1-2期获得的政府补贴支持数额,非国企比国企表现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和企业创新研发决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存在门槛吗？——基于融资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从融资结构视角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激励效应,但该激励效应存在融资结构门槛,其中债权融资率和股权融资率的门槛值分别为40.08％和21.80％.只有当企业的债权融资率低于门槛值、股权融资率高于门槛值时,政府研发补贴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因此,我国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时应考虑融资结构门槛,优化研发补贴的资源配置效果.     

我国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及研发能力关联性研究

以99家上市公司和495家大型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2009～2016年政府补贴、研发投入等相关数据,通过假设模型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不同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政府研发补贴份额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存在一个阈值限制,当政府研发补贴份额超过这一阈值时,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规模、行业技术水平对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利益冲突和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分析师的乐观偏差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存在再融资行为,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3)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缓解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角色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鞭长莫及”抑或“如臂使指”

“十四五”时期是加快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开局关键期,如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以驱动企业创新备受关注,本文立足于有为政府的监管视角,认为证监会派出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能够影响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即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越远,企业创新绩效越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总体上监管机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呈现出“鞭长莫及”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监管距离主要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两种公司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并且盈余管理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3)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在高铁开通前以及制度环境更弱的区域中更显著。本文基于地理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融合框架丰富了传统基于“制度环境—产业/行业竞争—企业高管”驱动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     

政府补贴对软件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贴是企业研发和创新最直接的外部资源支持,软件产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导产业,如何进行政府补贴能更好地推进软件企业发展值得思考。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软件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从政府补贴规模、政府顺补贴（即企业盈利时补贴）、政府逆补贴（即企业亏损时补贴）几个角度,探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规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政府顺补贴强化了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府逆补贴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