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论《诗大序》在先秦两汉诗论中的重要地位

《毛诗序》是先秦至两汉诗经学的一个总结,其中《诗大序》可以说是先秦至两汉第一篇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诗大序》的内容可以分为三方面：一为风化说,二为诗言志说,三为六义说。这三点体现了汉代诗歌观念的两极分化。     

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

上博《诗论》发布和研究,推动了《毛诗序》研究。文章认为,《诗论》发现对深化《毛诗序》研究具有启发性。通过考察四个《毛诗》的关键性版本,再结合文献中相关记载,确实透露出了《毛诗序》作者、作期的信息:首先,《毛诗故训传》本为一体之作,《毛诗故训传》本来就包含有《序》和《传》两部分;其次,今所见最早单疏本《毛诗正义》,对考察了解汉代《毛诗》版本样式,提供了重要实物参考;第三,《毛诗正义》发布后,推动了《毛诗》传播,必须重视李善所代表的唐初普遍认可的关于《毛诗序》《毛传》作者的意见。另外,文章还澄清《毛诗序》研究中的认识问题。     

关于《毛诗序》(上)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目录:序上,第一篇即卜子夏《毛诗序》。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引昭明太子李贤说:“大序是子夏全制”。此“大序”即指《文选》之《毛诗序》。李贤所据,是东汉郑玄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引北周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案,郑玄《诗谱》已亡,唯序存,附《毛诗正义》中,不见此语。仅《毛诗·小雅·常棣正义》引《郑志·答张逸》曰:“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但是沈重却不引《郑志》,可能因为《诗谱》才是郑玄亲手写定的书。 可是郑玄没有摆出他所根据的资料。是有根据,或是出于推论?终是一个悬案。     

《毛诗正义》的《诗序》作者观

《毛诗正义》基本坚持子夏作《序》的观点,但在部分篇章的疏解中又加入了后人、毛公,使《诗序》作者问题变得复杂多端。这既与其工作的经学性质有关,又与历史事实相符。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原因浅析

东汉之后，《诗序》成为对诗义最为权威的论述，然自北宋欧阳修以来，学者不满汉唐旧注，对《小序》、毛《传》、郑《笺》都提出了怀疑，其中对《诗序》批驳尤为激烈。朱熹的《诗集传》就是在这个疑经改经、存序反序斗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以《二南》、《郑风》的作品为例，探讨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诗旨取舍的原因。     

从苏辙对《毛诗序》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

苏辙是北宋名的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诗集传》是其研读《诗经》的重要学术作，此书阐述了他独特的《诗经》学思想和政治学态度，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对于《诗序》的作及其尊废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并主张序言诗，这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探讨了苏辙在《诗集传》中对于《毛诗序》的辩驳，以正视苏辙在《诗经》学只上的地位。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诗小序》作于子夏——张澍《诗小序翼题辞》述评

《诗小序》的作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纷如聚讼","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清代一些学者,从清初的陈启源,中经钱大昕、翁方纲、张澍,到晚清的陈奂等,一改宋代学者轻率攻击《诗序》的做法,实事求是地对《诗小序》的作者进行了辨析,肯定《诗小序》出于子夏。其中张澍在其《诗小序翼》的序言《诗小序翼题辞》中,以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郑玄《毛诗笺》等的直接证据与自左丘明《左传》以来历代学者引用《诗小序》的间接证据相结合,论述了《诗小序》为子夏所作,显得全面而系统,令人信服。当代学者在"走出疑古时代"的背景下对《诗小序》作者问题的研究,肯定了"子夏序《诗》"的正确性。     

韩愈《山石》诗编年系地考

韩愈《山石》诗,一般认为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其所纪游处乃洛北惠林寺,此说首倡者为清人方世举。然而通行的方说不足构成确证,故方说提出前,乃至方说盛行后。历代学者对于此诗编年系地问题的意见多难统一,主要有“在徐独游时作”“去徐即洛时作”“居于洛阳时作”“南迁岭外时作”四种说法。根据此诗所描绘的岭南夏景,结合韩愈三次寓居岭南的经历及其排佛思想的消长,《山石》诗的创作时间应为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夏,作于贬所阳山县。     

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论证子夏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认定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资质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丧服传》与其他两部据说也由子夏所传授的儒家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在文本上的内在相似性，说明子夏“传”和部分撰写《丧服传》的可能性。因此，否定子夏“传”《丧服传》缺乏理据。《丧服传》虽然不一定完全由子夏所撰作，但《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完全是乘承孔子而来的，和《孔子诗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由于时代的原因，《毛诗序》的美刺说对《诗经》有许多错误的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说是否正确。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它。首先，《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的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创作的作用。其次，《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所以说，《毛诗序》是一份珍贵的学遗产，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从叙事角度比较《本事诗》和《唐诗纪事》简

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和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均是以有本事的唐代诗歌为主要记载对象的诗文评著作.《本事诗》中记载的本事及诗歌大多在《唐诗纪事》中可以找到.但是由于二书成书年代不同,对同一本事的记载在叙事详略、叙事方式和叙事类型上存在一些差异.相较之下,在叙事内容上,《本事诗》记载的内容更详细、语言更生动、更注重细节描写;在叙事方式上,《唐诗纪事》的叙事方式更丰富,除了本事故事,还用诗题和诗序进行叙事;在叙事类型上,《本事诗》中带有传奇色彩和志怪色彩的本事,在《唐诗纪事》中被略去了.     

从《汉书》称《诗》论定《毛诗序》基本完成于《史记》之前——兼答张启成先生的商榷

通过对《汉志》所载"《毛诗》二十九卷"和"《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清人的意见,认为所谓"故训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故训"恰恰是今所谓"毛传"的内容;而"传"恰恰是今所谓.毛序"的内容,并梳理了西汉《毛诗》的传本情况.在《史记》广泛流传之前,《毛诗序》已经存在并流传.结合经学史,论证《左传》、《古文尚书》在汉初巴经成书并流传;《古文尚书》并非只有孔安国一个系统.卫宏不可能作《毛诗序》.卫宏在东汉中前期古文经学兴盛时期,对流传已久的《毛诗序》有可能做了"润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将"毛诗故训传"中"传"的内容,定名为《毛诗序》.后世所谓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盖由此而来.     

子大叔赋《褰裳》诗寓意评析

子大叔赋《褰裳》诗的寓意,历来学者由于对诗本义、春秋时期赋诗方式及赋诗背景的不同理解而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寓意正是《毛诗序》之义,为思大国之正己;有的认为子大叔赋诗暗示威胁;还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是表达怨言。如果从赋诗当时晋、郑两国实力、赋诗人物之间的关系及赋诗的效果诸方面分析,《褰裳》诗的本义即"思大国正己"最为恰当。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的批判和继承

《毛诗序》是汉学《诗经》的义疏中心,尽管它多以穿凿附会的方法曲解诗义,但因被托为圣贤所作,汉唐及宋初诸儒“皆不敢背弃《小序》,未有舍《序》而自为之说者。”诗本义一直晦暗难明,自北宋庆历(1042——1048)以后,疑古创新之风起,《毛诗序》的迷信地位开始动摇。欧阳修作《诗本义》,对《毛诗序》产生了怀疑,开创了宋人说诗的风气。其后,苏辙作《诗集传》,仅存各诗小序之首句,删去其     

读《〈呐喊〉自序》札记

题解《〈呐喊〉自序》是鲁迅为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所作的序言,写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收在《鲁迅全集》第一卷.序是我国较早的文章体裁之一,梁萧统《文选》中就有序类。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序,绪也.孙炎云,谓端绪也.孔子作《易序卦》,子夏作《诗序》,序之义其来尚矣。”(见宋裴骃《史记集解序》注)序是一部著作的首篇,有的评介全书的内容,有的说明写作意图,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评介一部著作内容的,如卜子夏的《诗序》、汉孔安国的《尚书序》;评介一篇文章的,如晋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晋左思作《三     

《关雎》“后妃之德”新诠

“《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是《毛诗序》对《关雎》一诗的评价,伴随着《毛诗序》作者与成书年代的学术公案,“后妃之德”一语也颇受争议.历代《诗经》研究者对于“后妃之德”的阐释,均与《关雎》一诗的文学解读相乖违.从文字学角度考证,“后妃”应释为“司配”,“后妃之德”应理解为“执行婚配过程中的准则与规范”.这就合理地诠释了《毛诗序》的说解,使传统经学阐释与现代文学解读达到了一致.     

诗六义辨说

“六义”的名称最先见于东汉卫宏所写的《毛诗序》,他在序中谈过《诗经》的功加之后,接着就论述《诗经》的体制和表现方法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毛诗序》之前,《周礼·春官·大师》已有“大师教六诗”的记载,其中“六诗”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与“六义”全同。由于同一赋、比、兴、风、雅、颂,《毛诗序》称六义,《周礼》称“六诗”,于是后人对“六义”或“六诗”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各家的解释虽不同,就其大略而论,基本上只有“六诗皆体”和“三体三用”两说。兹依次列举如下: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