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主体——译者从隐形到显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传统的翻译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译者——译语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张扬。文章拟从传统的作者——源语中心论到译者——译语中心论翻译观的视角,对翻译主体——译者文化身份的嬗变进行理性思考,阐明译者如何从传统译论中的"隐形人"、"奴仆"、"画家"成为当代译论中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吞噬者"等等。     

译者的主体文化认知在翻译中的作用

译者的主体文化认知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对文化概念理解的不同,译者的主体文化认知也存在与目的语文化的客观地位相符或者不相符两种情况,针对这两种情况,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格丽特·阿曼的"文化"概念提供了研究的切入点,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和近代翻译小说则在实践层面上论证了只有符合横向文化的主体文化认知才能有助于产生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翻译作品。     

论社会文化语境下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民族文化构建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参与者,其身份非但未得到肯定,而且还被边缘化.译者被定位为"仆人",甚至有人认为译者"死"了.文章拟从英汉语互译的实践出发,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语境与非语言语境两大领域的诸多方面,如,英汉句法差异、行文习惯差异、形式逻辑思维差异等方面的体现,从而肯定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论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然而翻译主体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长期遭到了遮蔽,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现象。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应有的重视,并逐渐走向深入。针对我国翻译主体研究的现状,本文提出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问题,并从翻译过程中作探析,以期待拓展和深入翻译主体研究。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制约——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为例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经历了由蒙蔽到彰显的过程。不少学者开始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其中有些学者认为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翻译群体。鉴于此,从译者主体性的三个重要特征出发,对汉学家徐穆实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选取的原因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来探讨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和制约的因素,以期丰富承载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的外译研究。     

从"理解"到"表达"看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把握

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对译者关注程度的提高,译者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翻译主体性研究"浪潮的掀起,译者获得了新生和更大的自由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翻译活动更好地进行下去.此外,译者在发挥其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主体的存在,在"主体间性"中把握"主体性"的发挥.     

译者文化先结构与公示语翻译

认知翻译观充分肯定译者的主体地位,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镣铐"是其自身的文化先结构。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对公示语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和民族文化缺省三个方面。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探析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的文化翻译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越来越受到文学界和翻译界的重视,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著名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的真实写照,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中对于各种文化意象的翻译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突显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     

译者的信念-译者选择的方向性问题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翻译主体的研究话题往往在讨论谁是翻译主体,目前有四种看法,即译者;原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原作者、译者和读者[1]。几种看法之中都含译者在内,可见对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研究已备受关注。在以译者为翻译主体的中心地位的基础上,提出“译者的信念”这一说法来表述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实践中,译者的信念,即翻译者本人的翻译观、语言观、文化态度以及对译者自己的认识等内在的坚信不移的看法和认识,影响译者选择译本、翻译宏观和微观策略、译文表现风格、手法等几乎一切方面的选择过程,它是译者进行翻译活动和实践的内在支点和决策力量。本文作为一种初浅的讨论,仅作为笔者对译者作为主体的研究的一种主观性思考。     

从"差异"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文章简单阐述了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问题,并引申至翻译研究领域.通过回顾译者身份并且分析其在"理解","意图"和"表达"三个方面中翻译行为的差异,进一步说明译者是唯一翻译主体,要在翻译过程和活动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