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诉讼时效几个问题的思考

诉讼时效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同于除斥期间，我国现行民法对诉讼时效的各项内容有必要作进一步补充，其中，诉讼时效的开始以“权利主体能够行使请求权时”为起算点更为适宜；其中止情形应作扩大解释；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有效性不符合民事立法的真正目的，对中断次数应加以限制；诉讼时效延长的法定情形太笼统，不利于司法公正，应对“法院认为”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诉讼时效纵容了侵权人的行为，这也正是其“后遗症”。     

浅谈诉讼时效期间中断

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转化之研究

保证期间是除斥期间,只适用一次,并且基于法定事由转化为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保证期间本身不发生中断中止。约定的保证期间不能确定时适用6个月;不利于保证人时适用法定上限2年。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不可能引起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中断。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不会引起一般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中止,但可能引起连带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中止。总体上主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的规定可以废止。     

中国诉讼时效有关问题的反思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立法缺陷。本文分别对三种诉讼时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分析，针对其不完善之处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关于诉讼时效几个问题的思考

诉讼时效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同于除斥期间.我国现行民法对诉讼时效的各项内容有必要作进一步补充.其中,诉讼时效的开始以“权利主体能够行使请求权时”为起算点更为适宜;其中止情形应作扩大解释;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有效性不符合民事立法的真正目的,对中断次数应加以限制;诉讼时效延长的法定情形太笼统,不利于司法公正,应对“法院认为”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诉讼时效纵容了侵权人的行为,这也正是其“后遗症.”     

企业债权的诉讼时效管理

本文结合企业债权诉讼时效管理的现状及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在中断企业债权诉讼时效、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补救方法及建立债权诉讼时效法律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论诉讼时效效力的启动模式及其影响

我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效力采胜诉权消灭主义立法模式,但对时效届满后时效效力的启动模式规定不明确,以往司法实践中多采用法院主动适用时效规则的模式。从我国近代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传统以及目前庭审改革吸纳当事人主义的趋势出发,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的时效效力启动模式,限定法院不得主动依职权适用诉讼时效规则,法官不得主动对当事人释明诉讼时效规则,是我国民法对诉讼时效效力启动模式在立法上的合理选择。     

浅谈诉讼时效的正确把握

我国民法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被权利人忽视,不能适时、恰当地运用这一法律规定,使其所主张的权利受不到法律的保护。正确把握诉讼时效,对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债权的诉讼时效管理

本文结合企业债权诉讼时效管理的现状及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在中断企业债权诉讼时效、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补救方法及建立债权诉讼时效法律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两年普通诉讼时效的反思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适用所有可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目前这两年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均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本文拟从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制度的弊端出发,分析其本身的法律价值,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重新确定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     

我国构建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作为一项古老的民事法律制度,取得时效制度由来已久。它起源于古罗马法,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纳,该制度的优越性不言而喻。我国由于受苏联思想观念和立法技术的影响颇深。只采用了单一的时效制度,并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现已颁行的《物权法》依旧没有关于该制度的规定。学界关于我国是否有必要构建该制度的争论经久不衰。但经济、道德和法律等因素决定我国有构建取得时效制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我国票据法若干问题的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与我国民商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相比，更注重行为方式，更注重要式、程序和条件。我国票据法中的代理、保证、抗辩、时效等若干制度与我国民法及外国票据法律制度各具特色与瑕瑜，对之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适用并完善我国票据法，保障票据纠纷的顺利解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取得时效制度的经济根源

从人类社会古代取得时效制度产生的原因来看,取得时效是统治阶级用来鼓励人们充分使用他人的废弃物,以达物尽其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一项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抛荒土地现象是取得时效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市场经济的秉性要求合符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取得时效制度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一个自发配置资源的自动机械,通过这个机械,闲置的财产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配置到需要它的人手中,以达“物尽其用,财尽其效”,这正是市场配置资源规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基础,我国个人财产的取得时效应该在民事立法中率先确立。     

浅论中国民法文化的传统虚位与现代定位

以中国民法文化为论说对象,通过讨论造成民法文化传统虚位的自然条件、制度观念、思想意识三大原因,举例分析现代民法文化中微观制度价值基础、中观所有权主体结构、宏观公私法文化辨析三个层次的定位,提出以传统为本位,学习外国先进私法文化,结合本土实情,建构中国现代民法文化的基本观点。     

比较法视野下对世界主要国家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立法思考

先进的诉讼法制国家普遍将民事程序选择权确立为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程序权利。关于民事程序选择权,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虽有规定,但不太系统,且职权主义色彩太浓,导致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民事程序选择权大多流于形式。笔者在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关于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立法规定加以介绍,试图通过了解当前世界法治较发达国家的立法规定,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立法,以期在完善立法方面有所帮助。     

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比较研究--兼论其同时设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均根源于罗马法的时效制度。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价值。其共性在于均可以解决权利人持续不行使权利而造成的社会经济秩序不稳定的问题;不同之处则在于其分别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制度安排。因此,二者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度价值,均应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模式选择。     

浅析民事赔偿责任优先规则适用条件

民事赔偿责任优先规则最早规定于1993年公司法中,相继有9部部门立法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规则,这些部门立法主要集中在商事法律和侵权类法律之中。通过对法律条文和立法目的等的理解,归纳总结出民事赔偿责任优先规则的适用条件。同时,也通过不同法律条文规定的差异,指出该规则在适用时存在的一些困惑,也解决了法律适用中存在的争议。     

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司法实践

精神损害是公民因人格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精神痉,也就是对公民精神权利的损害。精神损害和其他身体损害一样,依照我国法律,可以确认并依法进行起诉,进而要求赔偿。这种赔偿从目前的法律规定看,主要针对侵害人身权利中的名誉权、隐私权等较小的一个范围。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这种赔偿制度已延伸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中,但仍然不能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还需要不断补充、完善和建立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