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基于多源流理论政策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的开启等方面对我国“双减”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常规的数据指标监控以及对现有政策的反思反馈构成了问题源流;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呼吁和政府官员的发声以及专家学者对“减负”政策的智力支持,组成了政策源流;公众舆论的变化和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教育规划的转变构成了政治源流。“双减”政策的出台,是上述三种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教育政策决策特征。     

多源流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设置

“双减”政策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压力、规范校外培训的重要措施。关注“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有利于把握促进政策出台的要素,为后续减负政策调整做出预测。文章借助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方面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进行分析研究。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关于政策过程,已有研究大多偏向决策与执行,很少关注处于前决策阶段的政策议程。多源流理论是公共政策领域解释政策议程设置的理论模型,运用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政策议程设置进行分析发现：影子教育的兴起与扩张构成“双减”政策的问题源流;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的政策建议构成“双减”政策的政策源流;国民的教育公平诉求以及党和政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兼顾教育公平与质量的价值选择构成“双减”政策的政治源流。全国两会使得政策之窗被打开,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政策企业家抓住政治时机建言献策,助推三大源流耦合,最终实现“双减”政策议程的完成。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的制定

《双减意见》出台是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系统梳理《双减意见》被提上议程的原因,并探析其耦合逻辑。研究发现,校外教育削弱学校教育的焦点事件及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的指标变化使问题源流凸显。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焦虑的国民情绪倾向构成政治源流。中央层面的规范性文本、各地方政府对“双减”方案的积极探索构成政策源流。在《双减意见》出台过程中,问题源流不断凸显,政治源流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政策源流的催化下,三大源流有机耦合。其启示是：以问题源流为切口、发挥政治源流的导向作用、拓宽政策源流。     

多源流理论背景下我国“双减”政策生成机理分析

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是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生态良好发展的路径之一。借助多源流理论政策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分析,资本的过度介入、学校的逐利行为、政府干预的低效性均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政策的出台;从政策源流分析,各主体就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可行性达成了一致;从政治源流分析,“双减”政策的政治流由中国共产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教育焦虑构成。独立运行的三流通过交汇于“三孩政策”的时代主题,开启了“双减”政策之窗。这在实践层面则为更好地把握“双减”政策,推动政策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了依据。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双减”政策议程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与执行《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基于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意见》纳入政府议程的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义务教育阶段短视化、功利性问题等形成问题流;学者、教育企业家、政治官僚的政策共同体构成政策流;国民情绪和政治气候促成政治流,三个源流共同作用打开“政策之窗”,推动“双减”《意见》出台。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双减”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多源流理论是公共政策领域用以解释政策议程建立的理论模型。运用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政策议程设置进行分析发现：有关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等方面的数据指标、焦点事件以及政策反馈构成了“问题源流”,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对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问题的讨论与探究形成“双减”政策议程建立的“政策源流”,中央领导集体的换届和决策者对于公众情绪变动的觉察构成了“政治源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的关注是三条源流得以聚合的政策之窗,在此时间段内,经过政策企业家的积极努力“双减”政策议程得以建立。     

“双减”政策的价值分析及提升策略——基于教育政策分析的视角

从教育政策分析的三个向度（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出发,从“双减”政策的目标、方案和手段、价值偏好上对该政策进行价值选择分析,从法理依据、价值认同和符合教育公平的角度对该政策进行合法性分析,从学生、学校和家长三方面对该政策进行有效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双减”政策的提升策略：政府要加强政策落实、学校要提升教育质量、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 “双一流”建设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对“双一流”建设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过程中，我国高校办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高校之间办学经费的差距，以及“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运行反馈等共同构成了问题流；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经验、学者意见和重点高校利益联盟的诉求组成了政策流；我国政府对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重视、国民情绪以及转型期利益群体的博弈构成了政治流。“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是上述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的过程还可以看出，我国重大教育政策议程设置中政策之窗的开启更多地集中在政治流中的重大事件。     

“双减”政策减负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双减”政策被赋予减负厚望。通过对三个省会城市“双减”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阶段整体减负成效较好,初中学段减负效果不甚理想,且减负成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政策执行过程理论认为政策文本(制度安排)、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关键要素影响执行成效。根据政策执行过程理论,可以发现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区域教育生态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较弱的公共服务偏好、教师认可度低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是制约“双减”政策减负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减负成效,宏观上须破解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中观上须改革现有教育绩效考核制度和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缓解教育竞争压力;微观上赋权教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三孩”政策议程逻辑及实施路径展望——基于多源流理论及其修正的视角

基于多源流理论及其修正的视角,对“三孩”政策议程进行分析,发现其中问题源流的踪迹是“二孩”政策效应减弱,人口结构历史性变化,人口趋势预测凸显风险等;政策源流则包括人大代表的议案和政策专家的政策建议等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政治源流中政府的执政理念、人民的情绪和意向等酝酿了政策出台的环境。政策之窗的打开和三条源流的汇聚,成为“三孩”政策出台背后的动因。“三孩”政策的三条源流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关键事件第七次人口普查是推动政策出台的主要力量。为助力“三孩”政策顺利实施,政府应全面完善相关配套设施,社会应营造积极的政策实施环境,媒体要传播政策利好价值观,家庭要主动建设友爱和睦之家。     

“双减”政策的限度分析——基于有限理性的视角

“双减”政策对于基础教育的治理是十分必要的。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诸多新问题,其存在限度的原因从有限理性角度可归结为“双减”政策制定者承担有限责任、“双减”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双减”政策实施对象的目的复杂多样、人们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裹挟。要突破“双减”政策的限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育人作用,就应厘定“双减”政策“能”与“不能”的边界,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构建“双减”政策交流平台,增强政策执行者对“双减”的理解;观照“双减”政策实施对象的目的,实现相关利益的均衡发展;宣扬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消解传统价值观念与“双减”政策要求间的冲突。基于此,才能使“双减”在有限理性的范畴内追求最优化理性。     

新高考改革政策解读：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从多源流理论视角解读高考政策改革发现,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矛盾是新高考改革的问题源流;"从上到下"的改革试点、经验总结和全面实施的改革实践是新高考改革的政策源流;执政理念、国民情绪是新高考改革的政治源流;政策制定者抓住有利时机将问题、政治、政策源流连接起来,开启了新高考改革的政策之窗。研究表明,新高考改革政策是多种源流合力作用的结果,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决策特征。     

我国“职教二十条”的政策形成过程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201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我国“职教二十条”。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以多源流理论为指导,从问题、政策和政治等三大源流及政策之窗对促进“职教二十条”政策形成的关键因素、积极因素及其相互间动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表明：人才培养数量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矛盾突出、科研技术创新服务产业企业能力不足、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教学模式不健全、现行政策标准不健全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构成“问题源流”;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两会”代表的政策建议、大众传媒的报道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政策源流”;新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改革的执政理念构成“政治源流”。在三大源流汇聚过程中,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揭开我国“职教二十条”形成的政策之窗,不仅促使三大源流交互耦合,还合力促使“职教二十条”政策形成。     

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下的“双一流”建设政策解析

"双一流建设"是当前学界讨论的热点。基于多源流理论,对"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解读,并从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具体分析。     

“双减”政策执行失真的规避

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不仅关系到青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发展的未来。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所推行的各项减负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减负问题的价值期待有所不同。“双减”政策不仅是党和政府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有力回应,而且也是加快构建我国良好教育生态的重大举措。为了规避“双减”政策执行失真,有必要对政策本身的有限理性、支持性的执行环境以及执行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行合理审视,防止政策目标偏离。可通过提高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度与执行水平、优化政策的执行支持环境、调适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冲突,确保政策有效实施并促使政策目标高效实现。     

“双减”政策的身体视角解读：重拾对儿童身体的教育关怀

儿童通过身体展开具体生活实践活动,但儿童的身体在现实教育中遭遇困境。“双减”政策中包含着对儿童的身体关怀,有其内在的理性支撑,即“身体是知觉中心”“身体是理解的起点”“身体是经验的源始”。鉴于此,“双减”政策有效落地的身体路径可以依循以下三方面来建构,即将“身心合一”观念贯穿在“双减”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以具身式学习变革课堂教学方式,并构建身体参与的优质课后服务体系,以期为儿童身心全面发展重构优质教育生态。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政策议程探析

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起点,对其进行追溯和分析有助于在复杂决策场域下对政策的制定背景、价值指向和生成逻辑进行解读。基于多源流理论,尝试对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政策议程进行探析,发现：统计数据之变动、焦点事件之影响、相关政策之反馈为问题源流;政府政策的主导推动、政策提案和学术成果的支撑为政策源流;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教育舆情和国民情绪的反映为政治源流。经过问题流与政治流的碰撞实现初步耦合,政策流与问题流的交汇实现接续耦合,政策流与政治流的汇聚实现深度耦合,三源流持续互动交融、交织嵌套,政策之窗最终得以被推开。此外,政策在实际的制定过程可能会受到超出源流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有充分洞悉其中的作用原理,才能更科学合理地为我国新时代政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历史演进与变迁逻辑——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教育督导在促进教育工作落实中发挥着监督和指导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教育督导制度阶段、规范教育督导制度阶段、深化教育督导制度阶段、教育督导制度的精准化阶段。据多源流理论分析,问题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动力基础,不同阶段的教育督导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构成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良好环境,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群众情绪及公众舆论等构成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合理依据,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构成政策源流。三条源流动态耦合,促进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变迁。为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应据以下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增强问题意识,着力于督导问题的解决;其次,提升政治觉悟,引导教育督导制度的发展;最后,广泛吸纳建议,多方协力完善督导制度。     

“双减”背景下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

在“双减”背景下,课堂教学能否减负增效、课后作业能否减量提质、课后服务能否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有力补充是学校落实“双减”政策的有力抓手。为此,学校及教师必须立足课堂、优化课后,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创新作业设计、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实现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真正将“双减”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