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梁启超与革命派的矛盾(续完)

三 梁启超公然反对暴力革命,同革命党斗争,究竟把革命派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敌人呢,还是视为实现共同目的而互相竞争的“政敌”或“敌党”?弄清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矛盾的性质。 首先看看梁启超对两党关系所持的态度。1900年梁启超主张与革命派联合,已见上述。1902年他公开声明:“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此诚最可痛心之事”。尽管革命党“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屡加攻击,但他“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他说:“夫使以笔墨挑战也,则吾 亦何患无辞。……非直不屑为,亦以义固不可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者,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谩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同改良派的斗争

今年三月十二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孙中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一生。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他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爱国还是卖国、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武装起义还是和平请愿等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作了舆论准备，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赞扬“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试评1905年—1907年大论战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对梁启超及其思想的评价,我国史学界一直众说纷云。一些论者认为,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失败后,特别是在1905年—1907年间,就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梁启超在论战中的表现,标志着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消失了,由一个鼓吹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代表而蜕化到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粱，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辛亥前后梁启超政治态度评析

梁启超是学术界评价分歧较大的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保皇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他曾接受了康有为完整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却因保皇派排斥新思潮而与之决裂;他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有着一致的革命目标,却在革命手段上意见相左;他想借助复辟派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后却树起反对复辟帝制的大旗。考察梁启超与保皇派革命派、复辟派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有一种态度始终贯串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这就是爱国、救国。     

论梁启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兼谈近代民主观念薄弱的原因

如何评价梁启超在戊戍变法以后的思想及其作用,是同如何评价立宪派以及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这时期梁启超已从进步走向反动,堕落为保皇派。其实,梁启超虽然反对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就当时作为另一条战线的立宪运动来说,还是以反对封建专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进步角色活动于二十世纪初历史舞台的。“保皇派”的帽子应当从他头上摘掉。     

试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本质属性。只有弄清这两重属性及其关系,才能正确理解矛盾范畴。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目前理论界的流行说法是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其理由是:第一、同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同静止的相对性和运动的绝对性相一致。承认了静止的相对性和运动的绝对性就必然要承认同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     

德国革命党人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围绕轮船公司津贴法案事件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历史中,在工人阶级队伍内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1884-1885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围绕轮船公司津贴法案问题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尽管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     

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离合关系新探

民国建立后,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各自聚合为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政党。过去,史学界只注意到这两大政党的矛盾和斗争,认为两党在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而忽视了两者的统一和联合,或断言进步党“代表袁世凯专制独裁利益”,是“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势力”。笔者对此颇持异议,认为两行有离有合,有异有同,终不失为在根本阶级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之争。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写作时间、地点考辨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是护国运动中的一份重要文献，但此信的写作时间、地点，在众多著述中却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说法，本文通过详细考辩认为此信写于1915年12月12日而非4月底，是写于大连并非天津。这一考证的意义在于清晰地揭示改良派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徘徊动摇的复杂历程，进而区分其与革命派在反袁斗争中立场的明显差别。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写作时间、地点考辨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是护国运动中的一份重要文献,但此信的写作时间、地点,在众多著述中却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说法,本文通过详细考辨认为此信写于1915年12月12日而非4月底,是写于大连并非天津.这一考证的意义在于清晰地揭示改良派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徘徊动摇的复杂历程,进而区分其与革命派在反袁斗争中立场的明显差别.     

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会党的策略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反清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政治经验的缺乏,注定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争取的社会力量;会党简单、率直、行侠好义的性格特点,以及革命派对会党这一性格特点的准确把握,则定格了革命派与会党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为争取会党参与,革命派采取了必要的手段与方法;在革命派领导发动的武装斗争中,主要领导皆为会党首领,会党徒众可以说是“无役不与”,革命派利用会党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策略。在完成反清大业后,革命派对会党的态度骤然变化,无情地将昔日的盟友抛弃,对会党组织加以取缔、镇压。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会党的革命『生与破坏性这些本质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三个方案及其命运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大变动的时期,实现政治近代化的课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面前。实现什么样的政治近代化?怎样实现政治近代化?其时,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立宪派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和清政府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这三个方案的矛盾斗争,构成了清末政治的主要内容。探索这三个方案的形成、内容实质以及各自的结局,有助于我们认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国实现政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三个方案及其命运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大变动的时期,实现政治近代化的课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面前。实现什么样的政治近代化?怎样实现政治近代化?其时,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立宪派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和清政府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这三个方案的矛盾斗争,构成了清末政治的主要内容。探索这三个方案的形成、内容实质以及各自的结局,有助于我们认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国实现政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徐志摩与梁启超

<正> 诗人徐志摩一生与梁启超相从甚密,这一史实较少为人注意.开始徐志摩作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受到熏陶启蒙.后来在留学英美之后,徐志摩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与梁启超在思想、行动上逐渐产生了分岐矛盾,甚至对立斗争.总体说来,徐志摩与梁启超一生情谊笃厚,但在思想上二人却经历了一个从相容到相离的过程.对徐志摩、梁启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新探

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论坛上,政治民主化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探讨的课题,梁启超在探讨这一课题时,提出了“开明专制”思想。梁启超重视过渡时代里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重视民主政治的内在条件,又不忘政治民主化的外部因素,主张从教育着手,从提高民智开始,对人民进行民主启蒙,“开明专制”思想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起步的可贵探索,弥补了革命派民主共和理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对它的合理成分,应加以肯定。     

评“第一次招安”——《水浒》第七十五回分析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消灭农民起义军，总是交替地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两手。在对待农民起义队伍的策略上，统治集团内部就分成了征剿派和招安派。无论是在征剿的情况下还是在招安的情况下，农民起义队伍中都可能出现投降派。而当着统治阶级推行招安政策的时候，投降派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狂，革命派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就会更加激烈。《水浒》七十五回的“第一次招安”就展现了梁山起义队伍中革命派与投降派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反映出了统治集团内部征剿派与招安派的矛盾。     

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与它的经济基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从斯大林同志的完全相适应的理论,到毛泽东同志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且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自己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着勇敢的探索,在无产阶     

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吗?

《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从哪里来?是来自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还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这是《水浒》评论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应当辩论清楚。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数《水浒》评论者,大多认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来自农民的“局限性”,并以此来为宋江的投降行为辩护,美化宋江。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歪曲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混淆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界限,抹煞了农民起义军中的革命派和投降派之间的路线分歧,歌颂了投降叛变的可耻行为。毛主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的指示揭露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贵族、皇帝这些封建的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     

梁启超与皖系军阀关系述论

本文论述了梁启超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分析了梁启超与段皖亲密合作的原因,总结了梁启超与皖系军阀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梁启超从拥段到反段的活动,对当时的政局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近代中国导演了一幕联系军阀实现其宪政理想的历史话剧。梁启超失败的历史悲剧,再次揭示了改良主义行不通,资产阶级立宪政治不适合中国的历史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