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说对“教育救国”的想象和叙述

中国现代小说"教育救国"理想叙事以<虹>为转折点,形成向内和向外两种不同的叙述视角,勾勒出知识分子由浪漫自信到迷惘怀疑,由启蒙大众的拯救者到需要改造的自救者、沉沦者、自新者的精神轨迹."教育救国"理想叙事围绕民族精神品格重建在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两个层面展开的民族国家想象既各有侧重,又有明显的共性."教育救国"理想的否定叙事揭示了知识分子不断失去自我而认同大众的命运悲剧,以及现代作家创作的现实功利化价值取向.     

《绿化树》中的理性色彩和忏悔意识

张贤亮小说《绿化树》的叙事带有浓重的理性色彩,主要表现在主人公章永璘在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以《资本论》作为理性追求的武器,以自我反省为主要表现形式,以人格忏悔为心灵搏斗的手段。     

创作心态的纯洁化与复杂化——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其中阶级斗争的叙事策略对建国后众多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有着典范意义。在新型农民、落后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人物的塑造上,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丁玲投身革命和工农群众过程中顺应政策要求时的自觉与自愿;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试图弥合"政策"与"形象"间的裂痕的积极努力,是作家启蒙精神、个人主体性的无意识流露。这两方面暗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由"个体自我"向"革命者自我"的转变。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叙事落差：“出走”与“回归”之间的启示录——重读《哦，香雪》

《哦,香雪》是一篇值得反复重读的小说。小说中对“火车”“鸡蛋”“文具盒”等事物的叙述,表征了年轻的香雪们对“现代化”的到来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欣喜。尤其体现在叙事方式上,小说在叙述香雪“出走”时极尽笔墨,而在香雪出走之后的“回归”叙事却极尽简化。作者用“叙事落差”的叙述技巧传达了小说独具匠心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将香雪出走的叙事性质转变为一种回返时个体的精神启示。     

《郑袖的梨园》与知识分子精神状态

阿袁小说《郑袖的梨园》通过一个套层结构来写女性自我救赎的复仇故事,在一个倒置的两性关系中,作者试图表现女性意识的强化,但由此女性却被恶魔化。抗争与颠覆男性话语,却使作者或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女性意识也成为非平等审美的残缺的女性意识。同时,作为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小说中的“去知识分子化”,使人物出现了知识分子精神蜕变和失守。     

从三处雪景评述《死者》的主题意义

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死者》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雪中顿悟的故事。他从最初的沾沾自喜,走向否定自我,继而认识真我。其中,对于雪景的描述充满了整篇小说。通过小说中的三处雪景,展示出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过程,揭示了他对祖国爱尔兰爱恨交织的态度。     

“颠覆”与“逃亡”──对当代“先锋小说”创作的一种把握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先锋性表现为极力否定历史权威话语,拆除深度模式乃至消解自我价值,在艺术上采取极端形式,追求语言实验和叙事策略操作,实现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和文本的“颠覆”。是一次勇敢的历险,也是一次无望的超越。因沉迷于极端个人化的语言乌托邦之中而找不到出路,先锋小说在九十年代迅速走向萎缩和回归,但它为当代小说在观念和艺术表现方面所作出的革命性贡献,是值得永远缅怀的。     

回归民间的感性叙述：“十七年”红色小说作家自我建构的一种策略

民间是重要的叙事立场和叙事资源,“十七年”红色小说为规避强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向民间寻求叙事资源,对革命进行感性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建构的目的。这也是“十七年”红色小说作家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策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侠”“义”为表征的传奇性叙述;二是对世俗幸福的革命叙述。     

回归民间的感性叙述：“十七年”红色小说作家自我建构的一种策略

民间是重要的叙事立场和叙事资源,“十七年”红色小说为规避强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向民间寻求叙事资源,对革命进行感性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建构的目的。这也是“十七年”红色小说作家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策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侠”“义”为表征的传奇性叙述;二是对世俗幸福的革命叙述。     

试论沈从文自我定位对其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理论上说 ,小说叙事方式体现着作家对作品所要展现的生命世界、人生意义的认识理解 ,是小说意蕴指向的符号信码。本文即想从这一角度探讨沈从文小说叙事模式与其自我定位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沈从文创作总体构架中形成鲜明对比的“都市生命世界”与“湘西乡村世界”实质上是沈从文认知中“自我与他者”模式在文学上的反映。自认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以“湘西”为参照物 (“他者” )展开他对“都市”也即他理解的“现代文明”(“自我” )的批判 ,而这造成了他在湘西题材小说中选择“说———听”叙事框架和客观化叙事的追求 ,产生小说叙事模式的矛盾 ,并进而影响都市小说的叙事方式     

感伤主义与中国小说叙事形式的嬗变

“感伤主义”在中国小说从晚清到五四这一时间链条上形成了一条虽曲折但脉络清晰的轨迹。与西方相似,在“中国感伤主义小说”与“小说叙事形式嬗变”之间也客观存在着某种内在、互动的关联,晚清至“五四”的感伤主义小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形式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作为中国小说“感伤主义”长链上相互联结的重要三环,吴趼人的《恨海》,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碎簪记》以及郁达夫1927年前的中短篇小说,贯穿了中国小说叙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整个过程。出于情感表达的内在需要,它们在运用各种现代叙事技巧上经历了由拙笨到自如的艰辛历程。感伤主义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一道,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形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张恨水“爱情三部曲”对传统小说的改造及其局限

张恨水的早期作品典型反映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也由此展现了其中的种种症候。以张恨水早期的“爱情三部曲”为例,作者逐步转变传统章回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三部曲叙事重心由个人到家族再扩大到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图景,主题由个人命运的悲叹到反映社会上层的腐败,再到表达市民阶层朴素的政治正义观,均显现了作者社会视野的逐渐扩张、观念的不断更新与革新旧文学的持续努力;时代转变带来的观念转化使得作品从“守旧”的旧文体逐渐向“革新”后的新文类演进。但既有的保守心态又使得这些作品无法深究矛盾的社会成因,而仍陷于半传统的小说形态。这表明文学形式的现代(化)与叙事内容的现代(性)无法割裂和分离,也对新旧文学的转化和“雅俗之辨”带来新的启示。     

试论沈从文自我定位对其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理论上说,小说叙事方式体现着作家对作品所要展现的生命世界、人生意义的认识理解,是小说意蕴指向的符号信码。本文即想从这一角度探讨沈从文小说叙事模式与其自我定位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沈从文创作总体构架中形成鲜明对比的“都市生命世界”与“湘西乡村世界”实质上是沈从文认知中“自我与他者”模式在文学上的反映。自认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以“湘西”为参照物(“他者”)展开他对“都市”也即他理解的“现代文明”(“自我”)的批判,而这造成了他在湘西题材小说中选择“说——听”叙事框架和客观化叙事的追求,产生小说叙事模式的矛盾,并进而影响都市小说的叙事方式。     

日常生活叙事诗学的宿命——“50-70年代”文学的一种解读

＂日常世俗生活＂,本来就是小说叙事的原点。然而,当小说由文坛边缘走向中心,取代了诗歌、散文的正统正宗地位,特别是共和国＂50-70年代＂文学,由于过分凸显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工具＂作用,拒斥小说消遣、娱乐属性;由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强权规约,特别是对＂政治第一＂评价标准的绝对性强调与夸大,小说叙事越来越疏离和拒斥日常世俗生活而走向有关＂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宏大叙事,否定人的正常物质欲求,以理想代替现实,用精神代替物质,让阶级性代替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文学染上了急功近利、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狂热症。     

弗洛伊德人格论及《可以吃的女人》的主题纷争

阿特伍德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通过玛丽安、邓肯和彼得三个原型角色书写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哲学寓言。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小说可以被解读为一部关于普遍意义上的自我危机的叙事而非两性对立的女性主义作品。本文还分析了小说中所描述的自我的种种防御机制以及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冲突,希冀通过这种分析剖析阿特伍德对小说的“女性主义”标签的反对,还原作者所说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部分原貌。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二是在叙事时间上,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三是叙事结构上,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作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完整。     

宏阔中见细微,真情中彰正义——陈玉福小说论

作家陈玉福的小说创作以"1号"系列作品为代表,属于主流小说创作,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多取材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凸显了以男性为主的英雄群像,这些英雄们正邪对立,关系错综复杂,他们围绕权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争夺;女人是男性英雄在情感与权力上的补充体现,同时,女性的自我也极为突出地彰显出来;作家对叙事艺术的追求也可圈可点,在时间和地点方面的安排上颇具特点。     

试论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塑造了中国社会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的人物群像,侧重表现他们的精神危机,以内向的反省与忏悔对他们的痛苦灵魂进行了深刻追寻。按照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基本上可以分为抗议、疏离、退隐和裂变四种。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似乎都掉进了一座精神与灵魂痛苦的“炼狱”而无法自我解脱,鲁迅的笔触总是紧紧地地集中在对主人公的痛苦灵魂的深刻追寻上。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总体的表现趋向是给我们一种追寻意味。通过对主人公“怪异”行为的抓取,描绘出一幅幅痛苦灵魂挣扎图。     

论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新闻化叙事

90年代以来小说的文体演变呈现出向新闻与大众传播叙事倾斜的现象。“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闻小说”不同程度地显现新闻性,域外小说、官场小说、都市小说都或隐或显地涂抹了新闻化的油彩。试以方方、陈应松、刘庆邦和须一瓜的当前小说文本为个案,探讨小说新闻化叙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