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芳吉白屋体新诗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途径

吴芳吉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的白屋体新诗。吴芳吉主张新诗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要与西方平等交流，要继承传统精华为我所用，要创新，要有时代新精神，倡导写真诗、抒真情。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纽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状态显然与这一纽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状态所滋生的产物.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思考

章以20世纪中国新诗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诗创作为背景，重新审视了不同历史阶段一些诗人诗作的社会及美学价值，认为新诗现实主义在与西方的间接对话中首先选择的社会化启蒙出发点，不仅让它一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意识形态使命而远离艺美学的纯粹，其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也未能使之完成自身独立品格的建构，关注现实主义诗本体发展应摆脱单调，封闭的现实主义诗美原则，将现实主义诗创作从一以贯之的“超我”姿态地回人间烟火之中。     

论魏晋南北朝歌诗发展的经济基础

魏晋南北朝虽是乱世，但曹魏(包括建安后期)和西晋初期、南朝的大部分时期，以及北魏迁洛以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而疯狂的土地兼并与频繁的商业贸易，更加快了财富集中的速度。上层社会奢侈成风，歌舞声色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为歌诗创作与表演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直接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歌诗艺术的三大兴盛期。     

李金发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传统

李金发的诗歌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史的纪元 ,自李金发始 ,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一般的新诗乃至与中国传统诗歌拉开了美学思维和艺术形貌的距离 ,从而体现出真正富有法兰西恶魔派风格的“异质”。象征主义最根本的异质性 ,在于它情绪的“颓废”,然而 ,李金发象征诗的思想构成和情绪构成依然与这一时代的新诗保持某种相通的联系。与一般的新诗在深层思想倾向上的同构性的体现 ,对于李金发的象征诗 ,许多人一面进行异端性的排斥和批判 ,一面又不知不觉地受着它的影响 ,与其同步发展。     

葡萄园诗社对新诗发展的启示

在新诗发展日趋多元化的今天,面对"繁而不荣"的诗坛现状,反观历史、以史为鉴无疑是明智之举。新诗在发展,"变"是其根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那些不变的东西,即"常"的存在。回过头去透视台湾葡萄园诗社"健康、明朗、中国"的诗学主张,对我们今天新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彝族民间歌谣及其歌诗传统

彝族歌谣习俗最有效的养成机制,在于彝族民间普遍存在的歌诗传统。彝族民间各种大小仪式歌诗活动,滋养了其经籍诗歌文化。口头歌谣和书写诗歌,二者有效互动,孕育了彝族民间歌诗传统,促进了其诗歌的兴盛和蓬勃。彝族民间歌谣、诗化经唱、毕摩诗教以及诗论,四位一体地建构了彝族诗学体系。     

闻一多的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线索

闻一多（１８９９－１９４６）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县人。现代著名诗人、卓有成就的学者、勇敢的民主斗士,他是一个贯穿３０余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人物。作为诗人,他自具诗心,自知创作甘苦,论诗自然地道;作为学者,他自具理性的目光,冷静的思索,论诗自然在理;作为斗士,他自有前驱者的孤寂,论诗自然不乏独见。从他的诗论及创作可发现现代新诗潜在的轨迹。 一、新诗发轫期 发难者们明智地认识到新诗的成功在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大力提倡的同时,几乎人人都进行了创作的尝试。这使新诗在短短两三年便蔚然成风,至１…     

“传统”与中国新诗的艰难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诸文体中,尤以中国新诗命运坎坷,争议不断。除了现代中国社会本身环境因素（包括政治文化因素）之外,从诗歌文体本身加以考察,我们就不得不特别注意“传统文化”的特殊效应。对于诗歌艺术的创造而言,漫长的古典诗歌的辉煌史恰恰成为新一代诗人创作的负担和阻碍;在抒情文体的语言资源方面,传统诗歌的“雅言”可资利用的部分也相当不足。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便。中国新诗的创造需要对这些负面的“传统”自觉加以克服与超越。     

二十年代新诗流派审视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创造了完全解放的新诗体——自由体诗，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大繁荣。     

新诗：在文化与文体的互动中演进

在新诗发展的规律性研究中,文化与文体构成了两个重要话题,前者涉及文学的＂外部规律＂,后者涉及文学的＂内部规律＂;前者属于＂他律＂,后者属于＂自律＂。以前者为主导就面对强调社会功能时代体验的文学史;以后者为主导就面对着重诗歌本体艺术传承的文学史。回顾新诗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近百年来前者亦即文化因素要比后者亦即文体因素更有影响力,而且总是前者制约了后者的演化道路。正是由于文化观念制约了文体观念的自然演化,才会构成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困境。     

韵文演变新旧质素更替律概论

中国古代韵文文体演变中存在着新旧质素更替律。这一规律的存在,已被中国古代韵文文体演变的漫长实践所证明;这一规律的存在,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系统论的动态原则与适应性原则等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又有历代文坛家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实际印证;这一规律的存在,无论是对构建独立完整的中国韵文学与中国韵文文体演变学,还是解决中国韵文文体演变中许多具体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从三次命名看中国新诗的生成

论文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文学与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内部嬗递的矛盾张力中探讨新诗在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三种命名形态下的生成状态和自我建构。     

20世纪初中国新诗的三大流派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种流派的新诗：自由诗派以创造完全解放的新诗体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刨了新的诗风。“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大繁荣。     

新诗在诗潮激荡中推进现代化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诗潮相互激荡,使新诗在审美形态、诗歌本体、诗情原素、抒情策略和诗语符码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化发展,与世界诗歌接近,逐步实现现代化,是这一发展的总趋势。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     

“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

目前新诗标准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一定要重视诗体、想象与意象。新诗标准应该分为“写什么”的标准与“怎么写”的标准两大部分,但是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好的新诗应该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新诗应该在内容（写什么）上放开,实现真正的多元,形式（怎么写）上做适度限制,必须重视诗家语和诗体等诗的基本文体特征,重视诗的艺术性。没有好诗人就没有好诗,与其对新诗提出标准不如对新诗诗人提出标准,应该适度提高新诗行业的“准入”难度,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诗人写作需要重视“想象”和“意象”。     

体式体貌互促与韵文文体演变

体式的形成有赖于体貌演变所创造的艺术质素与方法的长期积累、准备与整合,体貌的形成则有赖于体式作为其内容表达、艺术拓展和个性张扬的载体。体式体貌的这种互动互促,构成了中国韵文文体演变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艺术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