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制度研究

专家证据(司法鉴定)在诉讼活动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其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法官面临着如何评价、判断它们的问题.美国的专家证据制度完备,极具代表性.运用大量的外文资料,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美国专家证据的"可采性"制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研究;同时,分析论证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制度的可借鉴性,给出借鉴美国专家证据制度之设想.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专家证据（司法鉴定）在诉讼活动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其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必须防止其滥用。美国的专家证据制度完备,极具代表性。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制度对我国司法实践有极强的可借鉴性。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对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冲击

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也是各国刑事立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已广泛运用在西方的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也遭到该理论的冲击。我们应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专家证言引入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以体现司法公正和对受虐者人身权益的保障。     

论品格证据在性骚扰案件中的运用

美国、新西兰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认为,在性骚扰案件中,加害人的品格证据具有关联性与可采性.对于受害人性方面的品格证据,美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时采取了有条件的采用态度;而新西兰则明确规定受害人性方面的品格证据不具备可采性,因而不能在诉讼中提交.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鼓励受害人揭发此类违法行为和防止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这些做法值得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借鉴.     

西方质证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质证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质证主体与被质证主体之间，对出示的证据提出质疑、辩论、核实，由审判人员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的诉讼活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环境的差异，导致在质证制度上有许多特点。如证据开示规则、询问规则，关联性规则和可采性规则等。通过对这些规则的比较，找出我国质证制度的不足，从而有所借鉴。又如审前的证据展示，证人的出庭作证，当事人之间的交叉询问关联性规则的确认以及可采性规则的设置等。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证据规则，其目的在于保障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本文比较了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英、美两国在“毒树之果”问题上的不同规定，分析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提出应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确立价值衡量模式的非法物证的排除规则，暂时保留“毒树之果”的可采性的观点。     

电子证据的法律思考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纠纷越来越多．电子证据的特点、可采性、证明力以及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等相关法律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论英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衍生史与制度构型

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不承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可信性决定着证据的可采性;但这种传统的制度立场在当代逐渐发生现代转型,即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成为判定证据能力的重要因素.英国当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制度构型上表现出以下特点:以司法公平为理论基础;以基本法和一般法律为规范法源;以利益权衡为运作模式.我国当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改革,可以从英国证据规则的衍生史与制度构型中得到启示:实现证据规则理念由证据可信性到证据可采性的现代转型;并实现证据规则构架由简单化规则到系统化规则的现代转型.     

论建立我国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司法实践中，由于庭审前准备不充分，导致诉讼久拖难决，影响司法公正，本通过借鉴美国、德国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构建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首先，明确证据开示制度的概念和设立该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其次，确定证据开示的地点和方式、期限、范围及证据开示的法律效力。     

美国教育券制度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启示

目前“择校热”在我国中小学中愈演愈烈,备受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关注,我国禁止择校,然而在美国由于教育券制度的实施,使择校得到政府承认和许可。文章在分析教育券制度产生的根源、内涵及我国择校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借鉴美国教育券制度,找出解决择校问题的途径。     

美国证据法上的辨认和鉴真规则

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是美国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在法官采纳展示性证据之前,证据提出者必须证明其所提出的展示性证据就是其所主张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别的,这一证明过程便是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它是展示性证据可采的前提条件。作为一项旨在为证明奠定基础的证明性规则,辨认和鉴真是证据法向证据提出者施加的一种负担。尽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几种辨认和鉴真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必要将其类型化,因为辨认和鉴真规则构成诉讼证明之基石。     

论民事诉讼中证人的主体适格性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亭诉讼证据中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其可靠性与真实性是由证人来保证的。证人的主体适格是保证证人证言可采性的前提，也是判断证人证言证据力的重要依据。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证人主体适格性的立法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于完善中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规则是英美法系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但在中国,证据可采性规则还不尽完善.从完善中国证据立法、推进司法改革的角度,应当修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     

“证据推理”能力的水平框架构建——基于德尔菲调查

“证据推理”能力是在科学学习过程中,从已有经验、问题情境中识别、转换、形成证据,利用证据进行推理,从而获得结论,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研究分别阐释了“证据”与“推理”的复杂性结构,整合建构出“证据推理”能力的初步框架。应用德尔菲调查法,展开三轮咨询,对框架进行审视和检验,逐步获得专家共识,形成科学的、可操作的、多水平递进的“证据推理”能力框架。该水平框架是能力测评工具开发和数据分析的依据和基础,研究为能力素养评价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借鉴。     

英美专家证人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证据制度。通过对专家证人的定义、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区别的阐发,以及近年来专家证人制度新发展的评述,试图借鉴国外的专家证人制度,以弥补我国的鉴定人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违反利益的陈述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英美法系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区别于大陆法系证据法的显著特征之一。传闻证据在英美法庭上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但是其中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之一“违反利益的陈述”却可以作为例外而具有可采性。本文以《加拿大证据法典》中的两个案例为切入点,探讨“违反利益的陈述”的传闻证据为什么可以被采用的原因,进而说明其适用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日本"大学评价"的组织机构

日本的“大学评价”即我国通常所说的“高等教育评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的教育评价开始传入日本。直到二次大战后，日本才真正建立了“大学评价”制度。近些年来，日本“大学评价”理念不断更新，方式方法也愈来愈多。其中亦有可借鉴之处。     

电子商务中数据讯息的证据问题及其解决

电子商务所引起的证据效力的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计算机所储存的数据或数据讯息能否在诉讼中被法院采纳为证据即证据可采纳性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数据的证据价值或证据力的问题。数据讯息在英美法系所遇到的证据法问题，突出表现在英美法系国家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构成了采纳数据讯息作为证据的主要障碍。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民事诉讼中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其证据的取舍和证据力的大小，完全由法官凭借“良心”与“理性”自由判断，但某些大陆法系的法律规定了可采纳为证据的清单未包括计算机记录，因此在这些国家，仍存在数据讯息的证据效力问题。另外，在大陆法系国家，应用计算机还会遇到原件要求的证据法障碍。面对数据讯息在证据上的可采纳性问题及其证据力问题，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分别通过国内立法、国际统一规则及交换协议的不同层面，通过排除障碍，功能等同等方法，对于数据讯息给予应有的证据力。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不包括数据讯息。有学认为可将数据讯息解释为“视听资料”，另一些学则认为应将数据讯息作为一种“书证”来对待。本认为，我国的证据立法有两种思路可以选择。第一种思路是根据数据讯息的不同表现，分别将其纳入传统的证据种类如电子物证，电子书证，及电子证人证言等。第二种思路是将数据讯息规定为与视听资料、书证等并列的单独的证据种类。     

浅析美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兼谈该程序对我国民诉法修改的借鉴作用

随着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程序公正越来越被强调,民事诉讼程序的建设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在这些程序制度的建设中,审前程序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在此方面,美国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更是被各国所借鉴。其诉答程序、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制度等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数字时代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困境及出路——以大数据证据为视角

数字时代,司法程序越来越“智慧化”,大数据证据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但这种嬗变给审判场域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带来了许多障碍。一方面,对于大数据证据所属证据种类尚存争议,加之被追诉方获取数据渠道的闭塞性和分析数据能力的有限性造成了数字时代新的“控辩鸿沟”,甚至出现了“数据倾倒”,无法实现控辩平等武装。另一方面,法官过度信任大数据证据,对该类证据并不进行充分实质的质证,有违“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这就需要突破法定证据种类的藩篱,明确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新证据种类的地位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赋予被追诉方数据访问权,强制大数据证据收集方出庭接受质证并允许被追诉方聘请专家对大数据证据发表意见,从而实现对大数据证据的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