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宁绍台农村政治研究

太平天国后期,宁波、绍兴、台州三郡分归属于三个不同的政治势力。绍兴归李秀成系统的来王陆顺德治理,台州属于李世贤势力范围,而宁波由隶属李世贤、但保持较大独立性的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经略。太平天国在宁绍台地区的农村政治水平,总体停留在征贡阶段。这是因为:首先,三郡是在苏福省和嘉兴郡克服一年半后先后克复,又在一年多时间里相继失陷的,因此与苏福省和本省嘉兴相比,可供地方建设的安定政治环境较差,总体政治基础薄弱。其次,三郡主官受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新思维影响较弱,基本的政治禀赋是征贡倾向,缺乏实施良性农村政治的意向和耐心。因此李秀成在苏州地区所倡导的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以及颁发田凭等政策,在三郡基本没有落实。     

太平天国江西农村政治研究

江西是太平天国前期主要经略基地,因而也成为其农村政治实践的重要场所。1853年到1858年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农村政治表明,太平天国当局有意识依据定都天京后战略任务的转变而改变旧的统治方式。“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自然过渡形式。由于江西太平军将领留恋征贡方式的旧习惯,干扰了他们刷新传统地方行政的努力。同时江西太平军还遇到乡官缺乏地方行政经验的难题。太平天国在江西农村的政治实践,即使是不完善的,也仍然因其艰难的尝试和摆脱旧习惯的愿望,而具有自身的历史价值。     

太平天国吴江县农村政治研究

太平天国吴江县农村政治,与苏州的“着佃交粮”“招业收租”、常熟的乡官局代收租赋相比,其农村经济政策更类似征贡方式。但在同里镇,向“着佃交粮”状态下的佃农颁发田凭,又是苏福省农村政治的一个亮点。而这种农村政治的实现,全有赖于监军钟志成的贡献。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不能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根本状况。同里外的吴江其他地方,原有社会生产关系仍然得到了维护。     

内讧与太平军在嘉应的覆灭

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嘉应州期间谋杀主帅李世贤,杀害王宗、天国朝将多人,在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内讧,致使太平军人心涣散,众叛亲离,最后１０ 万太平军在梅州全军覆没,导致了太平天国南部军在嘉应的悲惨结局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金华举行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浙江省金华举行。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博工作者九十多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五十篇,内容涉及到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社会经济、文物考订及太平天国在浙江的政权等各方面的问题。会议着重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一、关于李秀成、李世贤用兵浙江的战略思想。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开辟浙江根据地,在金华建立侍王府,是一个战略失策,其理由是,第一,浙江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比不上两湖、江西、安徽等中上游,当时的政治要求是全力守住安庆,巩固安徽根据地,确保天京的安全;第二,     

论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

发轫于“依古制而惠四方”思想的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是李秀成在总结前期农村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政治上,李秀成主张在继续维护太平天国客家人贵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地方人士的合作,改良贡役制社会结构,推行本土化政治.经济上,主张任用行政经验丰富的地方人士出任乡官,施行传统的地方行政,保护现存社会经济秩序.他主持向业户颁发证明其土地所有权的田凭,并保护他们向佃户收租的权利,同时倡导佃户交租,明确业佃责任,旨在迅速恢复社会生产,追求安居乐业的传统农业社会理想.但李秀成在“着佃交粮”这一重大理论难题上的观念模糊,对具体施政带来消极影响.     

太平天国嘉兴郡农村政治研究

"嘉兴郡城附近县份的太平天国当局受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与北邻苏福省农村政治的影响,基本能够在良性政治轨道上施政。受李秀成影响,嘉兴太平军贵族的施政表现出一定儒家化倾向。但嘉兴贵族受忠王监督微弱,且受商业社会影响,实践其中者不少。乡官凭其地方行政经验,对天国地方建设,特别是计亩征粮建树颇多,而且尽力减轻社会苦难,免除民众流离之苦。太平军杂捐项目繁多,民众负担沉重,正税因乡官局代收制度,浮收过多,不能避免行政腐败现象。总之,嘉兴农村政治较成熟,优劣均显著。而海宁、海盐则因为地处边区,农村政治表现差强人意,充分表现出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受主将政治倾向主导性影响的特点。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辨

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太平天国在苏南浙江地区推行的所谓"着佃交粮"制是太平天国的创举.但实际上,太平天国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而且着佃交粮因为没有在产权问题上做出明确确认,不仅带有临时应急的特点,而且在理论上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首先,"着佃交粮"并未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其次,"着佃交粮"并未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     

太平天国"天海关"考

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陈列了一张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1861年4月14日)王宗脉天安洪仁茂发给洋兄弟的"路凭"(照片,系通行证),这张路凭是太平天国对待外国人的外交政策的一件珍贵史料.路凭上说"兹有洋兄弟三名,前往'天海关'"."天海关"在什么地方?"洋兄弟三名"是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太平天国时期的皖南地区

皖南地区,在当时,既有清方的地方政权,又有太平天国政权;既有太平军,又有清军,还有团练,各据分地,就地筹饷,常常发生拉锯战,军事、经济、政治斗争复杂而激烈,是太平天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值得研究。     

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

在明朝中央确立及维护对西藏地方统治过程中,朝贡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朝贡制度。西藏地方对明朝中央的朝贡,在促进汉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交流及入藏交通的改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官方贸易在古代中日经贸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综观古代中日官方贸易，其总体特点大致有以下数端：它实质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对于当时的中华帝国来说，是一种厚往薄来的不等价贸易；以两国的政治需要为前提，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往往伴随着广泛的人才和文化交流。     

论隆庆时期"南倭北虏"问题的缓和

隆庆时期,在经济、政治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壮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条件下,明朝通过开放海禁、“俺答封贡”使一直困绕明朝的“南倭北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论匈奴僮仆都尉“领西域”“赋税诸国”

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施行对"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控制。《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所谓"赋税",应体现制度化经济关系"。赋税诸国"的征收内容,除畜产、农产外,亦包括矿产、手工业制品和其他物产。匈奴向"乌桓民"征收"皮布税"的情形,可以在讨论匈奴于西域"赋税诸国"时参考。匈奴以此取得经济利益,有地域的限定。可能主要是"匈奴西边日逐王"以及东蒲类王、南犁汙王、呼衍王、伊蠡王等匈奴诸王所统领部族控制的地区。     

农村集体土地权益维护制度创新思路与对策

模糊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使得土地一级市场征地与二级市场供地之间形成巨大利差,诱导地方政府乐此不彼地过度行使征地权。在国家作为土地权形式上的管理者缺位,农民又无权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制度安排下,造成了耕地资源流失的难以遏制。对此,及时进行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让农民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成为从源头上保护我国有限耕地资源的最佳路径选择。     

现代国家建构与近代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文章试图粗线条式地勾勒清末之前、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变迁图景,其隐含着秉持了现代国家建构是对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外来主导力量的前提假设,即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乡村政治结构的变化。描绘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如何改变乡村政治结构及带来乡村政治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