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王之争与王世贞心态的发展变化

严、王之争不仅彻底影响了王世贞的政治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后半生人格心态之发展。随着严、王之争的展开，王氏以文章垂名不朽的人生志趣逐渐确立；严、王之争也改变了王世贞的文化心态，庄禅思想对王世贞文化心态的渗透使其形成出禅入玄的人生态度。心态的转变使王世贞的眼光更开阔，对于复古与创新、尊雅与尚俗之间的关系理解得也更为透彻，这使他超越了前后七子的其他成员，成为复古派中转变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衰深层原因探析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开始,经过唐宋派的冲击后,其间出现了中衰,但终于又在嘉靖中期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中继续进行下去。从其中衰的现象来看,包括"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消歇、唐宋派的冲击以及"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兴起这几个现象。要分析明代复古运动中衰的原因就不得不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探析。在探析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后七子"诗歌理论形成的背景

明嘉靖、乾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在文坛举起复古的大旗,他们诗歌主张的形成受到政治、文化氛围以及文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     

群体中的个体:王世贞的多重文学维度——以苏轼批评为视角

王世贞是一个拥有多维文学面貌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晚年自悔”,其本质是他身上的群体意志和个体意识不完全重合。从表现上来看,他从未抛弃复古的根本立场,同时却又有中晚明时期文学发展大势由复古转向革新的影子。这种特性在其对苏轼的接受态度上得到了完整的投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文盟领袖角色与纯粹个人感受之间,王世贞给外界传达出的对苏轼的态度有所不同。另外,王世贞并非保守的复古者,他在复古立场之上一直寻求与性灵革新的平衡,这在他对苏轼文学创作思想的承继上也多有体现。表面来看,王世贞的崇苏与复古派的抑宋似有矛盾,但抑宋的本质实际是反道统性理文学,这与苏轼的文学性格反而是统一的。     

复古教育反思——以现代私塾为例

以“现代私塾”为例，阐述复古教育的定义以及复古教育产生的根源，即社会经济因素、思想因素、教育本身因素等。再从思想、科学、历史文化、法律等层面对教育复古给予反思，认为复古教育具有思想腐朽、伪科学、欺骗、不合法等特性。     

试论阳明心学对郑善夫文学观的内在影响

作为明代中叶“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著名诗人,作为闽中王门的主要代表,郑善夫的文学观是和阳明心学思想相互融合为一体的。本文试从哲学、文学、历史环境三大层面分析郑善夫文学观受阳明心学思想影响的内在原因,说明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观是要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精神影响的。     

论钱谦益对“李、何、王、李”的差异性品评

明亡后,钱谦益对以前后七子及末流为代表的复古派进行了品评。钱氏对七子派四大领袖人物表现出不同的品评态度,对李梦阳、李攀龙批判否定,对何景明、王世贞同情赞扬。这种差异性的品评态度体现出钱谦益欲廓清文坛弊病,构建正统诗道的意愿。     

王世贞文学观三辩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派盟主,虽然在明代后期已经遭到袁宏道等人的批判,但仍被陈子龙等人赞扬和追随。然而到了清代以至于近代,对王世贞的认识大都持否定态度。明清两代不同的声音应如何倾听,我们又应如何看待王世贞？通过对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的多篇序文以及清代的《列朝诗集小传》、《明史·王世贞传》的对读,明清两代对王世贞晚年转变问题、复古问题及辞藻问题的不同认识也展现在我们面前。     

胡应麟与王世贞的关系考论

胡应麟是明代晚期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过从甚密,他的著作《诗薮》得到王世贞的肯定和赏识。胡应麟曾七次拜访王世贞并有很多书信往来,这种密切交往基于他们文学思想的相近。王世贞对《诗薮》的欣赏是一以贯之的,胡应麟在诸多方面受到王世贞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文学思想中的复古倾向、格调理论等。     

王世贞前期的文学思想

嘉靖后期，王世贞追求气高体正之美，试图为萎靡不振的文坛注入活力，但其创作却并未取得相应的成就。这是因为：一、精神世界的封闭与贫乏，二、彻头彻尾的复古主张，三、重体貌、重形貌的审美眼光。评价王世贞早期的文学思想、应该考虑到他重审美的一面，也应看到他所陷入的误区。作为与黑暗现实纠葛较深的吴中才子，王世贞早期的文学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矛盾因素，为后来的变化理下了伏笔。     

“个性化”理论背景中的文本细读式批评——王春林的文学批评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近二十年来,王春林的文学批评差不多伴随了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全过程。在量的积累上,他的批评逐渐显示出了清晰而鲜明的风格,“作品论”中的“细读”品格体现的别样的批评理念,既寄存着他个人的文学理想,也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主义”批评的反照镜子。尤其他为新世纪长篇小说立“史”的尝试,从实践的层面,可能给“重写文学史”之后的再重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向。     

齐鲁籍作家王禹偁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宋初文坛“白体”诗的代表作家和“复古派”的核心,齐鲁籍作家王禹偁以丰富而优秀的创作实绩著称于世。本文结合其文学主张及诗文作品,论述了王禹偁为宋初文坛摆脱颓糜之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浅论边贡的诗学理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边贡在明代“前七子”中的地位并不高,但他诗学理论中复古的“尚奇”色彩及实际创作中的清远风格却获得后人的褒奖。清代,王士稹更为其编选出集。通过梳理边贡在后人眼中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来试图探究边贡的诗学理论及后人对其诗歌推崇的原因。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篇注释错误例析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被许多高校选作“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古典文学史”课程的讲读或参考教材,其影响力与权威性不容置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中篇对“太乙近天都”、“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仙掌月明孤影过”、“余自为谬人”、“衡阳雁去无留意”等句所作的注释仍有可商榷的地方。     

从鉴藏视角看王献之《保母志》之伪

宋元以降,被传为王献之书刻的《保母志》成为鉴藏热点之一,前后共历三次鉴藏热潮,题跋真迹至今犹存。大多古人对此志为＂真迹＂信而不疑,尤其是南宋姜夔题跋的＂七辨＂,对后代影响甚巨。不过,如果考虑到书写者的身份阶层以及该志作伪的素材来源等细节,则可发现姜氏＂七辨＂的问题所在,进而说明《保母志》的伪托。     

元结《箧中集》及其文学批评观

元结选编《箧中集》,以自身的文学思想及价值观念为择取范式与批评标准,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箧中集》虽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但毕竟唱出了写实主义的先声。《箧中集》独特的选诗标准为后代的选家提供了一个选诗范例。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

《文心雕龙》与《诗品》的比较,本文突出了以下三点:(一)回到已经逝去1500年的历史时光,看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思想养料,在准确认识理论产生的社会和文学背景的基础上,把握各自理论的基本倾向,保证比较的客观性。(二)抓住“吟咏情性”这个基本路线和理论核心,站在文学思想的高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异与同,重点关注《文心雕龙》由“情”与“体”两个核心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缘情理论体系,解开其文学思想复杂性的症结。(三)比较的重点是《文心雕龙》与《诗品》对“吟咏情性”基本路线的理论突破,抓住各自最独特的贡献,做有深度和有意义的比较。由于以往的研究对《诗品》独特之处的注意相对地少,因此本文于此着力较多,期以提高比较的质量。     

宋荦与王士禛交游考论

宋荦与王士禛康熙六年定交,前后交好四十余年,于诗文声名和仕途生涯皆相互倚重。康熙十六年王士禛刊刻宋荦等人诗为《十子诗略》,对其稍后主盟诗坛和宋荦诗名之振扬及台阁诗风显扬影响重大。王士禛自康熙十九年真正登顶诗坛后持诗界权柄二十余年,而宋荦自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四年先后为江右和江南诗坛宗盟。这一时期宋、王的交游,对诗坛盟权开始由台阁下移地方节府、清初诗风由遗民之节向清雅温厚演变和奖掖诗学后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鲜华"与"腐套"——论王世贞的应用文创作

王世贞的文章学成就受到学界的公认,但在应用文创作的得失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实际上,从应用文创作格式化与规范化的要求上来看,王世贞的创作不仅量繁质高,也中矩合度,甚至还能在规范中求变化,并透露出复古派文章向晚明性灵小品文过渡的气息,实为王世贞文章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