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明确性与口袋条款的合宪性审查

刑法是直接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法律,因此刑法的行使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一经提出,就被上升为宪法的高度,在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原则中予以确认。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规范必须明确,“不明确即无效”。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法中的口袋条款没有明确性,违背人权保障的宪政精义。     

三十五年来罪刑法定原则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三十五年来,我国理论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今后,刑法基本原则问题仍将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其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完善仍将是刑法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对类推及类推解释的理解以及如何划分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的界限,对类推解释应当如何进行评价等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科技发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国际刑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等问题也有待深入研究。     

浅议罪刑法定--兼议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法定到绝对不法定发展到相对法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实现刑法功能的要求;刑法解释应包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司法人员的解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同时应程序化。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就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论述了罪刑法定的概念、思想渊源、基本要求、范围和意义。指出我国新刑法在罪刑法定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隐形规则在罪刑法定司法化中的作用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司法运作来完成的。同其它部门法司法运作相比,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司法运作表现出对刑法正式规则、显型规范的巨大期待。这种期待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典编纂的热切和司法办案人员对成文法的强烈渴望和绝对的依赖。但是,纯粹的正式规则、显型规范治理的理想主义模式是不存在的。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的司法运作,或言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作同样需要非正式规则、隐形规则的介入,这是由刑法正式规则、显型规范的局限性及法律运作的规律决定的。     

贿赂范围界定的再界定

关于贿赂范围，目前学界存在着“财产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观点。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解释为可以用确定的金钱计算的利益不仅符合贿赂的本质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满足了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要求，应该为我国刑法采纳。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司法解释的关系

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下，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在其原则范畴和应用规则范畴内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司法解释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力求倡导刑法司法解释自觉地遵守立法本意及法律规范的实质适用范围，与罪刑法定原则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理论。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在法国被用于刑法典。1997年,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刑法典。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铲除了封建主义的罪刑擅断,也为现代司法确定了适用准则,正确地进行司法解释,严格执法程序,做到依法定程序执法。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体现初论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明文规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求和当然前提,这一要求和前提强调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即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要明确具体。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一,是对刑法规定抽象性和模糊性的非难。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一定体现。但在现有体现方式的基础上,还更需要通过对法官适用法律解释权认同的回归和刑事法解释专业体系的兴立的确立,从而更好地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     

资产阶级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浅析

刑法是一国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它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里,刑法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其内容与形式。由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刑法定,是刑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之一,它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对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也产生过一定影响。我国的1979年通过的刑法采取了以类推制度为补充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为了从理论上和法律历史上考察罪刑法定     

论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思想经过数百年的洗礼,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世界各国国内刑法的最基本原则。文章在阐述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基本含义和发展历程之后,一方面肯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一方面探讨了其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法治精神不仅要求立法上科学地规定犯罪与量刑,也要求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化,以体现人权保障的时代精神。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因人而异,但都应当客观公允地对“法”作全面理解,对“法定”准确把握, 处理好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取代类推制度,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还应当主张;罪刑法定并不当然否定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在量刑和定罪方面同样适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限定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若干探讨

本文以新的视角,对我国新刑法确认的罪刑法定原则,从三个方面作了探讨和论述。作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促进全人类文明、进步、民主的世界性刑法原则,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罪刑法定原则虽由资产阶级所创制,但在我国新刑法中却得到了具体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居核心地位,是其他基本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试论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几个问题

在刑法理论上．罪刑法定原则被称之为“刑法的铁则”,也被称为刑法的理论基石,它的价值与功能是其他刑法原则无法替代的。我国1997年《刑法》采用直接规定的模式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国的刑法向现代刑、科学刑、民主刑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罪刑法定原则如何得以真正贯彻,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本文就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实践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球议．     

浅谈刑法理论教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

在高校刑法理论教学中,经常遇到刑事立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刑事判例、自由裁量权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将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有机结合并贯彻到教学中,值得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刑事司法解释、判例、自由裁量权相匹配的刑法运行机制,构建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制度,它利于克服刑事立法滞后性、模糊性给司法实践带来的不便。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依赖于司法实践,司法实践关系到罪行的量刑、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点看法。一、司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在教学实践中,阐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     

论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现代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的是严格规则主义，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要求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这两大原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两大原则逐渐出现折衷调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吸收刑罚个别比原则的合理因素，由绝对走向相对，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框架内的自由裁量。     

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观念基础

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限制是罪刑法定特定的价值内涵，舍此价值内涵就根本谈不上罪刑法定主义。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与价值重型工程，没有价值观念的共识作为基础，这一原则是难以真正贯彻的。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至少应培育下列刑法观念：刑法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的观念；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的观念。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