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上海与“重写文学史”之发生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口号＂。本文试图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探讨＂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认为目前对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追认多集中于学科内部,而忽视了其作为历史文化思潮的属性,试图把＂发生史＂从学科化的线性时间叙事中＂剥离＂出来,重置于80年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其禀赋的左翼文化传统和消费文化传统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从而对＂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形塑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但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往文学史的弊端提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性、相对性,因而潜伏着新的危机。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关于重写文学史方法论的思考——以木斋的两部新作为例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开办了一个关于《重写文学史方法论探索》的笔谈栏目,显示了学报同仁锐意革新的精神,很巧的是我刚刚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研讨会》,大会上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一主题发表了高见,可知,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史、写作史进入百年的时间窗口,对此进行反思,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件大的事情。大会邀请我做了发言,我大概讲了这样的三点意思：其一,     

对"重写文学史"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在全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但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其美学观点又是反意识形态的。在这样的悖论启发下,试图探讨“重写文学史”的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缘起法则缺失--"重写文学史"散论

文章通过对重写文学史的缘起、应遵循的方法原则及在写作中当预防的层面等的阐述，阐明了文学史写作的终极目标虚是产生出具有审美性和个人立场的研究型的学术著作，且这种文学史的重写工作需要不断进行。     

打通·整合·重写·创新--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兼论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写"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提出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近20年来,围绕这一"命题"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形成了颇为可观的局面,所发表、出版的各类论文、论著也令人目不暇接。学术研究的进展,必然要推动学科的发展,于是,长期以来分守在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领域的学者们便共同产生了"会师"与"合流"的愿望。学术研究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是学术民主的必然。而学术成果的定型,一个重要的标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重写文学史"综述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研究兴起了"重写文学史"热,在引进西方理论和重新审视传统观念的背景下,文学史研究在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上都体现出了多维的角度和空间,突出表现在对历史性、审美性和当代性的关注.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是对旧模式、旧观念的突破,是对新观念的寻求和新理论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 建构刍议

正本清源,在弄清和确定“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的合法依据、体系分类以及建构方法。要建构一门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首先应该很好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坚持正确的学术态度。     

"小历史"对"大历史"的改写 --对新历史小说的一种解读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历史小说”通过两种类型的小说，即书写被正史排斥的人物、事件和重写正史已写的人物、事件，用复数小写的“小历史”改写了单一大写的“大历史”，从而质疑颠覆了传统的历史文学观念。     

“重写文学史”的一元想象与多元探索

肇启于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在成功摆脱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开启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新局面。"重写文学史"在经过了80年代"回到‘五四’"的启蒙共识后,90年代出现了共识瓦解、价值分化背景下矛盾的现代性文学史。到新世纪,文学史书写越来越趋向多元共生的探索格局。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呈现出从一元化想象到分化、矛盾,并最终走向多元探索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     

论唐小兵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以新左派文学史观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倾向,这种研究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重新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理想化、合理化,唐小兵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可谓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宣言书,对这篇文章的剖析能使我们对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内在逻辑困境与症结得到清晰的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情商教育

情商教育的必要性日渐凸显,但很少有高校为此设置专门课程。对人文色彩极其浓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教师完全可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将对学生的情商教育渗透进去。在内容上,可以从确立＂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在功利化的社会背景下确立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三个方面入手;在方法上,可以通过和学生的情感交流、作品的赏析和自我体验的参与来实践情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