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看郑国的文化空间

郑国是《左传》中记载较详尽的诸侯国之一。通过《左传》的文本,我们可以重建郑国的文化空间。文本中记录郑国的文字,显示出处于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的郑国人的生存处境及复杂心态;极具雄辩力的说辞记录,展示了言说主体的价值取向;《左传》文本中显示出郑国人某些学术观念;反映出郑国人在人格方面的自我修养和提升。     

《史记》采《左传》材料类览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法,将《史记》采用《左传》之材料分为以下几类：《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归纳综合;基本引用《左传》原文或采用《左传》原意;《史记》在采用《左传》材料时,适当增加了文字以体现作者意图;《史记》与《左传》主要内容一致,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史记》中某些用词义项或某些说法可从《左传》中找到出处、原由。     

《左传》中委婉语简析

<正>《左传》是《左氏春秋传》的简称,又称《左氏春秋》等。《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七年的历史。全书再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比较生动﹑详细﹑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广阔的画面和历史进程。《左传》中委婉语的语体风格很明显,那就是"婉而有致,     

《左传》中"祭祀"的文化考察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春秋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丰富的祭祀活动记载为研究古代的祭祀提供了可靠资料。试对《左传》中的祭祀及其祭祀活动体现的祭祀观念作了初步的文化考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古代礼文化的丰富多彩。     

《左传》与战国纵横家辞令辩说的比较

《左传》作为解读《春秋》,并记录东周早期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研究其中保存的当时的政治语言,既可以看出同时代语言文化的艺术、思想特点,也不难发现其对后世语言表达的影响,乃至后世对《左传》所记录语言表述方式的发展、颠覆。现在,通过对比《左传》与《史记》、《战国策》中所记述的纵横家言论,或能更清晰地体现出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脉络。     

论《史记》对《左传》战争描写的继承与发展

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史记》在战争描写上,不仅继承了《左传》中的方式方法,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其所写战争,完整具体,形象生动。     

杜预左传学“例”说

对于《左传》"例"的研究构成了杜预左传学中的重要内容。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中提出了"三体五例"及"五十凡皆周公旧法"的说法,在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左传》的地位一跃超过今文经公羊、穀梁学派。从经学发展的角度看,杜预定"例"的学术实践源自古文经学的治学传统,其《春秋释例》显示了他对前代学术成果的继承;从西晋的政治现实出发,提高左传学的地位不但抬升了古文学派影响力,更满足了司马氏的政治需要,杜预运用其学说保证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并维护了其稳定,实现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谈《秦晋淆之战》的写作特点

<正>《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名著，它不仅在史书领域独树一帜，而且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左传》的文学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善于记事和善于写人两个方面。《秦晋淆之战》作为《左传》中的杰出篇章，非常典型地、完整地体现出《左传》的艺术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晋淆之战》就象一个《左传》艺术的“微雕”，如果我们把它加以“放大”——对它的写作艺术进行一番剖析和探讨，就可以更为清楚切实地了解《左传》在叙事、写人两个方面的艺术特点。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日本汉诗引用《左传》典故考论

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对《左传》的学习和研究,在版本、校勘、注释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学术成就。《左传》在日本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典故以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深受日本汉诗作家的吸取和借鉴,他们主要通过引言、引事等方式寄托、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道德规范意识,增强了诗作的修辞表达效果,提升了诗作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显现了日本汉诗的创造性发展。     

《左传》与《易林》在易学思维上的契合

《左传》与《易林》时代相隔遥远,性质截然不同,但两者均涉及到《周易》,且在易学思维上两者能紧密地契合。这种契合体现在四个方面：阴阳观念上的合拍;占筮方法上的续用;取象方法上的沿袭;八卦逸象上的继承,从中可以看出《左传》在西汉中叶广泛的社会影响。     

论《左传》的语言风格

<正>《左传》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它的语言风格上,而这种风格又通过书中人物的语言与作者的叙述语言体现出来。一、从书中人物的语言来看首先,具有刚柔相济的语言风格。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左传》的外交辞令。作者笔下外交人物,或语挟风霜,慷慨陈词于大国之前;或委婉机智,从容游说于各国之间。说理叙事,常使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孟子的学术价值研究

《孟子》是我国"四书五经"之一,书中的内容主要包括孟子和其弟子们的各种伦理思想、教育理念、、和政治活动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一起合著。书中内容也是孟子的学术价值的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研究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孟子学术大纲的二重性,心学的实践性特点,学术的意义等方面。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学术的传统理想本质。     

婉如成章 尽而不汙——《左传》外交辞令例谈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比较系统地记叙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事件;《左传》又是一部散文著作,在叙述事件,刻划人物,语言运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就语言运用来说,既简洁明快,又灵活多变,其中外交辞令的运用尤为精彩。春秋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极其激烈复杂,朝结盟而夕相攻,风云变幻,惊心动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左传》"死"类动词初探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有着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这种等级规定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据古代文化常识，死的称呼也是有较严格等级区分的，但是在古籍中具体使用时，我们发现又不十分严格。本文试图以《左传》一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左传》对于“死”类动词的使用情况及其原因所在。     

《左传》中关于礼文化的再强化

本文把《左传》与礼文化联系起来,通过论述《左传》中关于祭祀的评价,研究《左传》的哲学基础,考察《左传》在礼文化一再强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探讨了礼文化的发展渊源及影响。     

李文渊《左传评》对方苞评点的继承与超越

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学者非常重视对《左传》的学习,总结《左传》特有的文法。方苞评点《左传》以义为经,以法为纬,注重对《左传》文章段落结构分析,这种独特评点方式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李文渊师事方苞,他对《左传》的评点在很多方面都与方苞一脉相承。当然李文渊的评点也有独特之处,他更加注重从篇法的角度梳理出《左传》在段落上的起承转合关系,他的《左传评》在遣词造句方面的分析也比方苞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