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福建省宪运动简析

在二十世纪之初盛行于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中,福建是开展省宪运动的省份之一,从宣布制宪到起草、审查、公布省宪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通过对福建省宪运动的过程分析,以福建省宪运动的失败证明,通过简单移植的联邦制不适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也不能真正实现统一,但福建省宪运动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宪政运动,所体现的宪政意识和省宪法的制度特色对我国宪政思想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陈炯明让宋庆龄终身不孕

陈炯明是老革命党员，孙中山开府广州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16日，他率军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叛变孙中山。凌晨两点多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时，由于形势危急，孙中山要怀有身孕的夫人宋庆龄先行撤离，但宋庆龄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留下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让孙中山先行离开。后来虽然她与孙中山都安然脱险，但因过于劳累和紧张，惊动了胎气，不幸流产。此后再也没有受孕。     

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

此文旨在对以往论述不足的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关系的几个问题再作新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在孙、陈所持信仰及其歧异、如何统一中国、二者究竟依靠何种力量和代表谁等问题上,共产国际、苏俄的观察和评论有一段过程,其评论前后不一致,而且共产国际、苏俄代表内部亦的歧异,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对孙中山后,才渐趋一致。但其观察和评论的正确性,仍存尚待继续搜集资料深入研究之处。     

陈炯明与中共关系考--兼与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商榷

台湾学吴相湘曾撰认为陈炯明在1922年“六一六”事件前后与中共关系暧昧，章经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订，认为：吴相湘说法有误，尽管陈炯明曾经一度对中共在广东的活动给予庇护，但在“六一六”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与之断绝关系。而且，在思想上，陈炯明也从未认同中共的理念。     

从吴佩孚、陈炯明到孙中山——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中国革命联合对象上的选择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后,其对华政策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继续攫取利益。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联合对象。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以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为例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     

两次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福建

两次护法运动，福建成为革命党和革命军的大本营和复兴基地。孙中山纵横捭阖，适时调整政策，为革命军的生存发展而谋划；处在国内政治斗争旋涡之中的福建，派系斗争错综复杂，使孙中山颜费心机。其策略手段有得有失。中国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崛起与壮大与福建密切相关，福建在孙中山晚年斗争历程中，有显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陈炯明与惠州的不解之缘

陈炯明是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考察陈氏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可以发现,他和惠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由惠州淡水举义后登上广东军政舞台,一度创造了＂惠州人的广东＂的神话;他与孙中山决裂后,在东江、潮梅一带进行了长达3年的拉锯战,最终以惠州的易手为标志而落败;最后,他病死香港,归葬西湖。陈炯明的成也惠州、败也惠州、归骨惠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解读：风云激荡的时代,成就了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地势险要、战略地位重要的惠州,与他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出于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他视惠州为生活的丰沛之地。     

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探析

陈独秀与陈炯明尽管分属不同阵营,但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理念。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与陈炯明短暂合作,并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陈炯明与孙中山在广州决裂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背叛行为,陈独秀与陈炯明由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两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也为那个时代诸多重大事件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成长环境提供了别样的历史注脚。     

孙中山与妇女解放运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而且对占人口半数的中国妇女也极为关注，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对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与福建华侨

东南亚是闽籍华侨的主要侨居地。孙中山将该地区作为开拓与发展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本文以孙中山与闽籍华侨领袖林文庆、黄乃裳、陈楚楠、吴世荣等人建立的革命关系 ,论述闽籍华侨在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发展革命力量等方面 ,对辛亥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民主共和,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与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展开殊死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篇章。     

孙中山粮食分配思想述论

孙中山于1924年提出了"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要粮食的分配很平均"的粮食分配思想,对于这一思想的评述,学界尚未论及。文章主要探讨孙中山的粮食分配思想产生的原因、内容、历史地位以及对现实的启示意义。     

孙中山与广州中央银行

1923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建立后，孙中山从革命需要出发，一手创办了广州中央银行。广州中央银行的制度建设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金融思想。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广州中央银行并未能被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它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审判制度建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清末审判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摒弃封建性糟粕,刺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新的审判刺度,并完善审判程序,维护新审判制度的实行,使自由平等的近代法治精神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领导的兵运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重视并积极领导破坏反革命武装之兵运。兵运从经济、军纪等涉及士兵切身利益的问题着手,不惜一切手段煽动敌军士兵逃亡或发动兵变。兵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民党的军队,为广东的土地革命作出了贡献。     

陈独秀与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

陈独秀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主张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无产阶级革命。他通过文章和实际行动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革命团体、策划和指导五卅运动及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的民族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美国致公堂的工作是联络华人华侨共同革命的重要举措。1909年末1910年初孙中山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建立同盟会组织,同时进行筹款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洪门致公堂沟通不多,只是在同盟会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才考虑运用致公堂的资源。1911年4月孙中山结束加拿大之行后回到美国。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说服致公堂大佬与同盟会合作,以互相参加的方式实行大联合。随后仿效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旅居旧金山期间,还到加利福尼亚州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美洲致公堂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     

民国初期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述论

民国初期孙中山立足于巩固党基、维护民主共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党伦理思想。其核心围绕“修明党德”展开，提倡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服从命令，立志做大事，努力“替众人来服务”，“为中华民国求幸福”。而严格政党纪律，加强党员道德修养，提高文化取舍能力，为达此目的之必要途径。这一思想是其近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礼法伦理的近代化。     

论孙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在不断经受列强侵略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人们对西方的思想认识也在变化：先是从“器物”上的学习，然后是制度层面上的反思与效仿。具体而言，洋务运动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军事与科技，维新人士则侧重于西方制度的理论介绍与设想。真正搬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是孙中山，他以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为基础，举起三民主义旗帜，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主权在民是孙中山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民国建立后，他力图用这种思想巩固民主政治制度，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孙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