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

边疆的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稳定、安全、繁荣与和谐发展,我国历代王朝在治边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治边方略。其中,"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为历代王朝所普遍采用。这项政策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也对维护中原王朝的繁荣昌盛以及统一发挥了独特而重大的作用,乃至如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这两种治理政策始终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在边疆治理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不同作用。虽然两种治理政策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不同,但是基本上没有舍它而独存,而是互为参用,均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俗而治"政策新探

宋代在继承前代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南方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实行了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即"因俗而治"政策.这一政策对巩固宋代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试论辽朝“因俗而治”的国策及意义

辽朝契丹统治者根据当时统治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实际情况,在官制、礼仪、法律和选官等方面都实行因俗而治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推动了文化交融。     

论辽朝"因俗而治"与封建化进程

“困俗而治”不仅便于将原来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和部族稳定于统一政权之下,而且以此为纲,奠定了契丹政权实现封建化的主要方向。     

袁世凯治藏政策论析

民国初期,西藏地方局势日趋紧张。袁世凯执政后,重申民国政府对藏主权,积极倡导五族共和;同时,其恩威并举,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在中英交涉过程中,其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非法条约。但其运用封建性的政治思维是不可能解决西藏问题的。     

“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归流地区两种文化治理方略及其关系

清代云南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可视为"以汉化夷"治边方略指导下的重要产物,为"以汉化夷"的顺利、全面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以汉化夷"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文化工程,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许多流官看来,"以汉化夷"既是一种施政方略,也是一项神圣的文化使命。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以汉化夷"进程,一是兴学重教,二是移风易俗。在云南改土归流地区,清代统治者还同时实施另一种文化治理方略,那就是"因俗而治"。清代的许多统治者在对待云南边疆和民族问题上并未实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而是将"因俗而治"奉为重要治边方略。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如改土归流后,清廷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并不强求剃发易服。"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两种文化治理方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时空的转换而转换。"以汉化夷"体现"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因俗而治"体现"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以汉化夷"是"求同","因俗而治"是"存异";"以汉化夷"追求文化的"一体","因俗而治"追求文化的"多元"。"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共同促成云南"多元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     

从乾隆朝在帕米尔地区的施政方略看其"因俗治边"政策

乾隆时期,基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帕米尔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清代前期西北边疆战乱不断、沙俄插手西北地区事务等原因,清王朝对帕米尔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经略,政治上。因俗设官”,经济上兴屯田、订赋税、改币制,文化上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些措施均是乾隆帝。因俗治边”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对当时的祖国统一、边疆建设、民族融合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清治藏政策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

清朝前期的治藏政策在清代整个边疆民族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是通过阐释此期清廷在治理西藏过程中,当时藏传佛教作为西藏社会中一股强力被上层社会的统治者所利用,以保持和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安宁为根本,使治藏政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对当时及后来的西藏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教而学”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因教而学”的理论归属 　　近来有学者提出“因教而学”的主张。所谓因教而学，是指“在教学中学生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自觉地认识教师教的特点，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活动以适应教师教的活动。从而达到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的目的” [1]。“因教而学”可以看作解决教与学相互适应问题的一种思路，也是关于在教育情境中如何学习的一种理论。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理论框架，以备向教育者论述教育活动的规律，培养聪明的受教育者，“因教而学”是值得列为其中的命题。 　　受教育者同教育者一样也是教育中最活跃的因素，不仅仅教…     

基于中学生信息技术课“因需而学”的教学策略研究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如何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并实践这句话,"因需而学"应该成为所有老师以及学生的共识。只有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才能对所学的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才能让孩子们自发地进行学习,从而才能更好地提高教与学的质量,真正学有所长。信息技术是一门新课程,发展日新月异,要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更应该找出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发展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     

宋代甘青藏区的刑事法律政策研究

由于甘青藏区所处宋夏沿边的特殊战略位置,以及错综复杂的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宋朝在甘青藏区相继实施了以"和断"为核心、以重罪轻罚为变通的"因俗而治"的刑事法律政策,并强调民族边区人道主义的刑罚处罚方式。结合对此问题的探讨,考察宋代边疆民族法制的独特地域特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柳宗元“因俗而治”的施政理念及影响

韩愈在评价柳宗元时称赞其因俗而治的施政理念。追溯柳宗元施政的踪迹发现,柳宗元在执政期间正确地看待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当地人民的习俗和利益,使得一方百姓安居乐业。柳宗元因俗而治的思想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乾隆礼遇“香妃”家族史略管窥清代治疆民族政策

"香妃"家族因在帮助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有功,事后得到乾隆的优渥礼遇。乾隆礼遇"香妃"家族并不是单纯从宠爱妃子的角度爱屋及乌,而是出于治理边疆、增强各民族向心力及维护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其中折射出了清代治疆民族政策:"夷夏一体"的民族观;"因俗而治"的基本政策;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和亲;抚绥民族上层人士;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     

“心因性计算失误”的诊断及对治

一、案例扫描 在我们二年级12个班中,宸宸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课堂上他常常语出惊人,睿智独特的思维让听课老师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可是宸宸又是一个十足的小马虎,平时的小练习错误不断,100分几乎与他无缘,不是抄错了数字,就是把符号看错了,要么把横式得数漏写了。     

分“理”而治：学科治理的本体解读与实践逻辑

学科治理现代化是可持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全要素驱动创造性成果接续生成的关键保障,分“理”而治为学科治理由粗到细、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转变筑牢了基础。学科治理包含“知识”与“制度”两个维度,知识层面的“天理”“人理”和制度层面的“法理”共同构成了学科之理的三重逻辑。学科冲突寓于学科天赋之理、人赋之理、法定之理之中,且外化于学术组织、学术行为、学术场域三大方面,严重滞碍了学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学科治理中的冲突频发与危机震荡的根源不仅在于学科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不明学科之理,还在于具体的学术制度设计与学科治理行动忽视分理而治。因此,学科治理亟须由“理”明“治”,进而达成分“理”而治,形成顺应学科天理、关照学科人理、完善学科法理的学科治理机制,凝聚学科共生、共在交往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学科观念、制度形态、组织形态三个维度建构起应变机制。     

论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政策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政策是。刑乱世用重典”思想的具体体现,对稳定明初的社会环境,整顿吏治,巩固明朝的统治有着重要意义,并对明清硬代的法律制度有着深远影响。本文考察了朱元璋“重典治吏”政策的具体措施,分析了朱元璋“重典治吏”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启示与局限性。     

再论“因三相”——对郑伟宏《“因三相”正本清源》的几点质疑

郑伟宏《“因三相”正本清源》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第一相“遍是宗法性”中省掉的主词是“因法”而不是宗有法,宗同品、因同品的区分不是窥基所独有。此外,郑文过分夸大了舍尔巴茨基著作在中国的影响。     

明代“限制边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以边关将吏和茶商严厉禁约为例

“限制边茶以制之”是明朝以“以茶驭番”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的重要而富有特色的政策之一。明朝无论是茶禁立法还是执法实践都恪守严惩把关将吏和茶商违禁。它的形成是与明朝整体的边疆治策和具体的治藏手段密切相关。     

向“死”而“生”——论鲁迅的生命哲学

对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人永远是最高的原则。正视死亡,热爱生命;不放弃抗争,也不轻言牺牲,是鲁迅的壕堑战术,也是他的生存哲学。在“死”的阴影面前,鲁迅的“赶紧做”是对生的留恋,也是对死的抗争。鲁迅对人的思考是以生命为本位,因此对中国在几千年极权统治下的屠杀、暗杀与酷刑问题特别注意,对害着革命热的中国问题也有独特而深刻的认知。对于死亡,鲁迅抱着明知是“坟”还要“走”下去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过客”论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论有着内在的契合与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