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穿越现实"的必要与可能--读吴炫著《论文学对现实的‘穿越''''》

作家要穿越主流意识形态,则既不能忽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这个必然事实,亦不能被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现实所困,而要着意培养一种跳出圈外来反思的眼光、意识和能力,即“穿越”主流意识形态,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体化艺术世界”。另外,对优秀作家而言,“面向文学史的写作”能使写作更为自觉,在文学史的背景下“创造”,但同样不排斥“文学史之外的写作”的意义。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浅谈穿越文学的发展

目前,网络上和图书市场上火爆的穿越文学琳琅满目,尤其是随着电视剧《宫》、《神话》等穿越题材的电视剧的热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穿越文学的浓厚的兴趣。穿越文学的浪潮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束缚的思想松绑,也让写手们一展身手,穿越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但是,穿越文学的时兴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弊端,穿越文学要想有个长足的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愉悦与变迁——弗兰克·克莫德的文学经典观

英国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有四本书专门论述经典,其中《愉悦与变迁》是其探讨西方文学经典的精髓所在。克莫德提出了评判经典的两个重要标准：经典作品必须包含一种哲学层面上的独特的庄严,并带给读者＂愉悦＂的感觉;在不同的时代,经典作品必须创造新意实现＂变迁＂。克莫德的经典观和美国批评家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理论异曲同工,成为西方文学经典观中和谐的二重奏。     

“穿越”剧对历史教学的影响

近几年,"穿越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并且受到了许多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穿越"剧对历史教学的影响有利也有弊,要将"穿越"剧的弊病降到最低,使其更好地为历史教学服务,关键在于社会、家庭和课堂的相互配合。     

“穿越文化”对青年女性的影响研究

当下,穿越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热潮,逐渐从网络空间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并且日渐对社会尤其是青年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辩证也分析了穿越文化对青年女性的影响,就如何正确引导青年女性人生价值观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穿越”让中国文学披上绚丽的外衣

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小说像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网络小说中的"穿越"更是受到人们的喜欢,在网络文学中占有重要比重,为一直不景气的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中国的文学披上了绚丽的外衣。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与钱穆文学观之比较

胡适与钱穆是廿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代表了近代文化发展中两种不同的理念。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开创风气的闯将,胡适往往被人们看成“新”的形象。而作为传统文化守大成的钱穆,却被人们作为“旧”的形象。 一、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比较胡适与钱穆在文学观上的差异,不但有助于准确把握两位大师的各自贡献,对进一步理解新文化运动也将不无裨益。 胡适(1891—1962年)与钱穆(1895—1990年)都是上世纪末出生的一代大家。胡适年长钱穆4岁,成名却比他早十多年。胡适自小又在安徽受的私     

中韩穿越电视剧艺术特征比较

通过对中韩穿越电视剧的穿越形式、叙事结构、人物关系和美学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中韩穿越剧的艺术特征有整体的把握和理解。     

从《步步惊心》看穿越小说之共性及其现实意义

桐华的穿越小说《步步惊心》自2005年在晋江原创网上连载以来就受到无数穿越迷们的热捧,引起学术界关注。这部女主灵魂穿越的清穿小说,通过女主人公若曦把现代观念和意识带到古代,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和极其恰到好处的融合,使这篇小说独具魅力,也使读者能在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更好地面对未来。     

东干文学与宁夏回族文学之比较

东干文学与宁夏回族文学的共同主旨是儒家文化传承和民族信仰表达.口语文学主要书写的是儒家正统思想,在反映社会生活与民族心理的同时,文学的教化功能得以充分彰显,昭示的是新旧文化并存的现象,体现的是集体精神、诚信品格、进取意识和以农为本思想.书面文学主要表现的是回族信仰.东干书面文学借助月亮意象(信仰之月与自然之月兼而有之)完成的民族性建构,汉文化色彩较为明显,这是用以区别中亚地区穆斯林的标志之一;宁夏回族书面文学通过月亮意象(以信仰之月为主,以新月为主,以自然之月为辅)实现的民族性建构,伊斯兰文化色彩更为浓郁,这是用以区分中国主流文化的标志之一.     

人文主义文学与建安文学之比较

人文主义文学与建安文学作为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两种文学思潮,它们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都是从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实现了文的自觉。从其思想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标志着人的觉醒,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文主义文学与建安文学都表现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赞美自我、肯定自我;其次,人文主义文学与建安文学都表现出追求个性解放、享乐人生的精神,尤其重视对"情"的描写。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之比较

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也存在着某些差异。该文从翻译过程、翻译初衷、翻译目的、翻译研究的作用以及发展、对于译者和译作的要求以及两者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等方面存在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分析,对两个相近概念作了更明确的界定。     

比较鲁迅与陈映真的文学观

鲁迅与陈映真具有可比性,二者在乡土文学、民族性、启蒙理性、文学大众化等领域都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同时,陈映真坚守民族志、爱国心。为大众、弱者呐喊、代言的可贵品质,尤其值得学习借鉴。     

韩愈与布瓦洛理性主义文学观比较

学习古人是韩愈和布瓦洛文学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们之所以对古人推崇有加，是出于用道德理性治乱救世的社会理想。他们认为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是普遍人性中的共同现象，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必须强调理性在人性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要重点突出理性的制衡作用。韩愈的“文以明道”和布瓦洛的“爱义理”一样，都属于理性文学的范畴。     

影响即误读：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试析

针对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融合解构主义、心理分析和希伯莱神秘哲学对传统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提出了“影响即误读”这一重要理论,并为“后来的强者诗人”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进而确立自己的诗学地位设计了六种“修正比”,赋予了传统理论新的诗学内涵。     

司马迁之文学观小考

司马迁的最基本的文学观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一是“发愤著书”说。他持“讽谏的辞赋观”,对辞赋的讽谏作用极为推崇。他写作《史记》的基本原则是他的“考信”和“实录”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他的这些文学见解和主张主要见于《报任安书》、《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以及散见于《史记》其他篇章的章节和片断如《伯夷列传》第一的序论部分、《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的序论部分等。     

英美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之比较

通过英美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分析发现,英美文学主题,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而中国文学作品人和自然的关系为相互统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把握英美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差异,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新形势下建设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古今杂糅手法在当代电影中的现代变异——《故事新编》与中国当代穿越电影之比较

鲁迅作为文体家、小说家,在其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开创了"故事新编"体与"油滑"艺术,其核心为后现代主义的戏仿、拼贴等艺术手法,具体到技术层面则主要为古今杂糅,其作为戏仿的艺术表现形式延续到当代,对穿越电影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同时在当代大众传播与消费文化的背景之下也已发生了现代变异。古今杂糅、时空并存的构建已由间接性的文字媒介转变成了更为直观的视听语言——镜头组接、场景设计、服装与道具等;古今叙事时空界限不明的杂糅转变成了叙事时空界限分明的"穿越";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现实关怀,伴有自我灭亡的绝望反抗、启蒙者悲凉孤独的切身体验也转变为娱乐至上直至后来对爱情、人生与人性的思考。这些变异与创新正是在继承《故事新编》古今杂糅手法的基础上,为更适应电影这一视听艺术形式与当代社会现实而进行的革新。     

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之比较

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同属海外华文文学,但是由于它们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不同,所处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等方面也不一样,因此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有明显的差异。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作品的内容、情感特点、文学特点等角度对两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