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嘉道之际的学术格局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桐城派与嘉道之际的学术格局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桐城三祖”视域下的姚范及其地位平议

姚范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桐城派立派者姚鼐的伯父与业师,还与方苞、刘大櫆颇有关联。他洞察前辈方苞为学之不足,讥议其"义法"说之陋弊;与挚友刘大櫆志同道合,情深意切,亲近其"神气、音节、字句"说;精心栽培胞侄姚鼐,倾力传授其学术、辞章。而他自身对唐宋诗家的称誉以及创作实践中兼融唐宋,也奠定了桐城诗派的家法内涵。姚范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肇基者之一,在此派谱系中至少可与刘大櫆相比肩。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方苞与姚鼐的游记之比较

方苞和姚鼐都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在他们的文集中都有一部分游记。方苞的游记重在对义理的揭示,而姚鼐的游记则融合了考据。究其因,主要与二人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有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术氛围,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文学观,从而使他们的游记也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姚鼐、曾国藩的两篇序文看其文学宗派的自觉意识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转引程晋芳、周永年二人的一句话,程、周二人或为戏言,姚鼐却借来为自己创建桐城派张目。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接着这句话后,更是宣称"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曾二人的序文作为为桐城派树旗和扬旗的宣言,充分体现了桐城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对桐城派的形成和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刘大槐的评价一直是不高的,认为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上不及方苞,下不及姚鼐,仅仅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他的得享大名,完全因为方苞挽之于前而姚鼐推之于后.实际上,早在桐城派的后学晚辈中,对刘氏的评判就颇多争议了.尊之者称其“才力绝出于今古”(姚鼐语),把他与方苞、姚鼐一并比作“太华三峰,矗立云表”(方宗诚);抑之者惜其“于理未是”(恽敬语)“学问不粹”(吴汝纶),而吴敏树、曾国藩更对他的文章不屑一顾,甚至还迁怒于姚鼐,称他对刘氏的揄扬“不无阿私”.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姚鼐对敬敷书院的贡献及其启示

安庆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著名的"省学"。敬敷书院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哺育了数十代学人,颇具文化影响力。两次担任敬敷书院山长的姚鼐对敬敷书院文化传统的贡献值得肯定。姚鼐对敬敷书院的贡献侧重在其教育精神和理念以及对书院教育的倾心。姚鼐主掌敬敷书院的实践,传承了桐城派思想,推动了桐城派文学的发展。姚鼐倾心教育的精神理念有其启示意义,代代学人需要传承这种精神理念,努力形成深具底蕴的校园文化传统。     

浅论“义理、考据、词章”——从姚鼐创作实践的角度

姚鼐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清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说成为桐城派创作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姚鼐也一直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履行着这一文学思想。本文试从他的诗词、散文等不同类型作品的写作中探讨其文学特质,以发掘姚鼐如何在创作中践行其写作精神的。     

“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登泰山记》的语言特色

本文作者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作家。桐城派的文章,在语言上比较注重典雅凝练,但往往失之于拘谨枯淡。本文不仅能另拓题材,而且做到了典雅与清逸兼备,凝练共生动并存。作者对语言文字的这种组织锤炼之功,使得本文不仅在桐城派古文中风格独具,而且在历来的山川游记中也堪称传世佳品。     

姚椿的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姚鼐墓志文初探

姚鼐是桐城派散文理论集大成者,"义理、考据、辞章"的散文理论在其墓志文中也有所体现。姚鼐的墓志文大多为封建官吏所写,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同时,"求实"是姚鼐笔下褒扬官吏的准则。姚鼐的墓志文是其思想和创作的完美结合,对研究姚鼐散文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桐城派三名家主讲安徽书院遗存述略

分析了姚鼐、方东树、戴均衡三位桐城派名家的学术成就,认为这三位师承相继的桐城派名家在从事书院教育,传播弘扬桐城派的文统与道统,壮大桐城派作家队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安徽府境执教过的紫阳书院、东山书院、桐乡书院成为桐城派在江淮和徽州等地传衍的重要物质载体,见证了这一文学流派从区域走向全国的发展历程。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刍议

桐城派文人认为,经由程、朱理学而能直达孔、孟之道,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学术选择;程朱理学注重培养知识分子的道德意志、自我意识以及自律内省的精神,深深契合了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文人的人生追求,这也是桐城派文人坚持提倡程朱理学、二百多年绵延不绝的深层原因之一。     

姚鼐对敬敷书院的贡献及其启示

安庆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著名的＂省学＂。敬敷书院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哺育了数十代学人,颇具文化影响力。两次担任敬敷书院山长的姚鼐对敬敷书院文化传统的贡献值得肯定。姚鼐对敬敷书院的贡献侧重在其教育精神和理念以及对书院教育的倾心。姚鼐主掌敬敷书院的实践,传承了桐城派思想,推动了桐城派文学的发展。姚鼐倾心教育的精神理念有其启示意义,代代学人需要传承这种精神理念,努力形成深具底蕴的校园文化传统。     

缠绵悱恻意中流——谈李清照《声声慢》的婉约美

正清代桐城派姚鼐认为,文章"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初升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     

姚鼐“格律声色”说探赜

"格律声色"说是姚鼐散文八要素说中的"文之粗"说,这一理论是姚鼐在吸收其师刘大櫆文论精华的基础上,对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诞生极大充实了桐城派写作学理论宝库。笔者综合学界的相关论述,归纳提炼得出:"格"指篇章的结构布局;"律"指文章的字法、句法、章法;"声"指诵读时声音的大小、长短、快慢、刚柔;"色"指文章的文采、辞藻。为进一步探究"格"、"律"、"声"、"色"说的理论内涵,笔者结合姚鼐的作品进行了相关论述。     

近代宋诗派的诗体论

宋诗派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清代以来凡论诗宗宋者皆被称为宋诗派。任访秋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将主宗宋诗的诗论家分为三派:早期如黄宗羲、吴之振、厉鹗、翁方纲与姚鼐等称为清初宋诗派,他们主张肯定宋诗地位,不独尊唐诗。道咸年间何绍基、祁雋藻、郑珍等被称为中期宋诗派,与桐城派的方东树、梅曾亮等同宗宋诗;后期宋诗派是指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派。三派中早期宋诗派诗人名为宗宋,论诗实表现客观态度。承清初以宗唐为主的风气。提出对另类诗歌美学规范的关注,严格地说他们并非专宗于宋,当中只翁方纲与姚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