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

对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的研究使先秦道家黄老学派的著作体系和思想脉络渐趋明朗，使学界对先秦黄老道家有了新的认识，以《黄帝四经》为主结合黄老道家的重要著作如《慎子》、《管子》部分篇章、《鶡冠子》等对这一流派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教育思想是在继续老庄原始道家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遵循人性的特征建构起来的。其主旨是德刑相辅。由于德教强调感化引导，法教注重约束威慑，因此其教育思想具有“无为”的意义，可以称之为新型的“不言之教”。     

先秦解经文体论略——兼论简帛《五行》篇的文体定名

经与解经文体是与私家著述相伴而生的,先秦诸子中的解经文体目前仅见经解、经说二种。经解体可能是师徒授受的讲义或记录,经与解应非一人一时之作;经说体之"说"是作者为使经文浅显易晓,与"经"同时所作,这在诸子时代成为一种常见的著述方式。学界对近出简帛《五行》经和解经两部分文体的命名或有不妥,其经文部分是一种可称为"前解经体"的文体,解经部分则应循先秦诸子之通例,名为"经解体",而非当今学界通常所说的"经说体"。     

帛书《黄帝四经》思想流变

道家之学在百家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黄老学在扬弃、发挥道家思想中很得力,汉初的文景之治即为明证。因此,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学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其学术逐渐分化。总体看,它大致沿着三条路径分化：一是其政治理念,成就了汉初的文景之治。二是将政治情怀消解在求长生的追求中,向着民间宗教发展,后演变为“黄老道（道教前身）”。三是继续沿着学术方向演进,其思想的精华被后世思想家所吸收。     

论马王堆《帛书易传》的理论方法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后,是战国后期楚地儒家学者研究《周易》的学术著作。其中提出"观其德义"的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经典化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将《周易》的义理和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在阐释《周易》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理论思想附会于《周易》卦爻辞的含义中,将其作为理论来源和载体,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理论依据。这种倾向体现了儒家思想重视人道德心性的思想观念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是先秦时期道德心性观念的主要内涵。     

帛书《黄帝四经》的因循为治与老子的无为而治

帛书《黄帝四经》因循为治主张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之共同点是都强调对天道和客观实际的尊重。两者的不同是老子以顺任天道自然为目的,认为如果能做到顺任天道自然而去掉人为则自然达于治;而帛书则以因循天道自然为手段,主张顺任天道和时势而为之以达于治。西汉初年的政治实际体现了黄老的因循为治思想。帛书的因循思想保留了老子之无为主张,尊重天道和客观实际的认识,同时又在这一前提下提倡积极有为,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孟子之后,知其解者,莫如毛公"——论《毛诗故训传》对《孟子》的诗学承袭

关于<毛诗故训传>的诗学渊源,历来争讼不绝.然而<毛诗故训传>的阐释重点在于"传",即诗义的阐发,从<毛诗故训传>这一本身的设置意图入手来看,<毛诗故训传>与<孟子>的关联更为密切,这一层面的相似性足以证明两者之间的渊源.这一渊源关系的判定,不仅再次确定了孟子为毛诗的重要渊源之一的观点,也为理清毛诗对先秦典籍的承袭的具...     

“孟子之后,知其解者,莫如毛公”——论《毛诗故训传》对《孟子》的诗学承袭

关于《毛诗故训传》的诗学渊源,历来争讼不绝。然而《毛诗故训传》的阐释重点在于＂传＂,即诗义的阐发,从《毛诗故训传》这一本身的设置意图入手来看,《毛诗故训传》与《孟子》的关联更为密切,这一层面的相似性足以证明两者之间的渊源。这一渊源关系的判定,不仅再次确定了孟子为毛诗的重要渊源之一的观点,也为理清毛诗对先秦典籍的承袭的具体表现提供了相应的依据。     

《老子》的养生思想——以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北京大学藏竹书为中心

《老子》的养生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通过对作为根源之“道”、“德”的把握,或者通过达致与“道”有密切关系的无知、无欲、无为,来实现养生思想所企求的“长生久视”。第二,基本上不把个人生命、身体的保护与天下统治权的获得视为矛盾、对立的关系,认为养生和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对待、相互交错展开的关系。《老子》中进而萌发出一些领先时代的新的养生思想。例如,对养生予以极高的评价,把养生看作是最高的最终的人生目标。此外,虽然《老子》养生思想几乎都说的是“养形”亦即生命、身体的不老长寿,但其中也提倡以灵魂、精神在死后继续永存为内容的养生即“养神”。     

《列女传》与“以传释经”

《列女传》因其故事大多采自六经或前人经典,而且常在故事中征引儒家经典,这让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以传释经"。但是,笔者认为,《列女传》从其思想表达和故事编纂上已经脱离了"以传释经"的范畴,之所以以"传"命名是刘向运用社会权力话语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鉴戒汉代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     

略论《文体明辨》对《文章辨体》的发展——以诗歌为中心

<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是明代两部重要文体论著作,后者以前者为借鉴和批评对象,在前者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所收文体更加全面;辨析更加细致;论诗深受复古思潮影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帛书《要》与传世文献观念之比较—以五行、德义为中心

帛书《要》的五行与德义观念与传世文献相同或相似。从对五行的论述看,《要》与《尚书·洪范》、《左传》文公七年、《国语·郑语》、《墨子·经说》中的五行内容相同,排列顺序不同,五行内部都不存在相生相克关系,说明《要》之五行可能是早期的形态。从德义的角度看,《要》与通行本《易传》中的《大象传》相似的思想倾向是以德论《易》,在肯定人的德性的同时,并未忽视天道的作用,天道与人事相互贯通。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论《淮南子·道应训》的文体形式及其解释特征

《淮南子·道应训》的体例与传统经传体、经解体和经说体皆有不同,可称为喻解体。喻解体在解释内容上以故事为主,以解述为辅,在形式上具有以一事证一言为结构以“故……曰”为结尾的创作特点。喻解体既是对传统解释文体的继承,也是《淮南子》为满足《道应训》创作目的自主选择的结果。喻解体具有使解释文本简约明白、通俗易懂、有说服力等效果,为人们解释经典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桃花源记》文体特征探微

《桃花源记》的文体之妙,妙就妙在“四像”而又“四不像”——好像是小说,又好像是散文;好像是游记,又好像是寓言;实却又是序跋类文体中的诗序。对《桃花源记》的文体特征进行多元探微,是让阅读成为一种创造性的、丰富化的欣赏过程。     

论《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

《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主要集中在释成书、释星象灾异、析义理和疏经义四个方面,其间所存留的资料,可与《春秋》三传相补充,是汉代《春秋》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论海明威独特的文体风格--以《老人与海》为例

本文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对《老人与海》独特的文体特色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运用统计法和描写法揭示其风格要素即小说的语言材料,表达方式和叙事方式的具体特征,进而指出《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客观、简洁、朴实的创作美学思想的完美体现。     

儒家礼容纲目演变与《新书·容经》的生成——以出土竹简为参照

考察《新书·容经》文本结构可知,以制度、轶事、古语立说的后半篇为阐释礼容的“传记”,历叙礼容大纲、细目及禁忌事项的前半篇,才是记录礼容纲目的“容经”。追溯贾谊的礼学师承,此“容经”源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在荀子之前的七十子后学礼论中,以情境为据而象征国家礼法的《周礼》“六仪”,与以身体为本而蕴含君子德行的《礼记》“九容”,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礼容纲目。归纳由“六仪”“九容”到“容经”的纲目演变,能够还原“容经”文本的生成过程。《新书·容经》的编纂进而促成了“容经”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