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司马迁人生观文学观比较

第一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人生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人生观同源于儒家,但表现了不同的取舍,都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具有积极意义人生境界的极致,抑此而扬彼是不恰当的。第二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文学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观虽皆标“发愤”,但却具有不同内涵:屈原强调先知超前意识与世俗平庸的冲突,司马迁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屈原将文学看做超功利的、抒发个人情感的需要,司马迁则认为文学是功利目的的载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司马迁将屈原“发愤”说对黑暗现实“怨”的内核发展为对封建专制的激烈反抗和尖锐对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析

《史记》是史学、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谨以《太史公自序》一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报任安书》及《史记》中与文学有关的篇章,分析司马迁"发愤著述"说的产生原因、内在精神及价值,力图以此来解析司马迁文学观的内涵及影响。     

浅论《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与范卫平同志商榷

司马迁用“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论评屈论双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这说明了他对文学;的自觉认识,以屈原创作为代表的楚辞是先秦诗歌的支脉、但不能把它放在北方中原发区的文化体系中考证,它是各民族文化发展曲折复杂而不平衡的体现。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用诗歌充分抒情言志、生动表现自我的伟大浪主义诗人。司马迁对屈骚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归庄之"两不幸"略论

归庄是明代重要的遗民作家。其创作鲜明体现了以"际危亡之世"的"大不幸"和"身处厄穷"的"小不幸"相结合的理论主张。作品佯狂骂世的文字冲破了"发愤著书"的文论传统中儒家的中和思想,表现出一种与世抗争的时代精神,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司马迁以来"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     

承先继圣 惜死立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干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本文分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雪耻、成一家之言、显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目的，更体现了他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

本文试图从“发愤著书”的理论来源、司马迁个人的生存状态及创作观、《史记》中的人物塑造三方面论证司马迁和《史记》所承载的并未为董仲舒等人改造过的儒家理念和因此而造成的深沉浓郁的悲剧意识。一、“发愤著书”的理论来源话题还是要从那个被大家谈烂了的“发愤著书”谈起。而所有论及“发     

《史记》的乐学思想

受先秦乐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十分看重"乐"的教化作用。在阐述自己的乐学思想时,司马迁将礼乐并举,同时对礼乐的各自功能作了辩证的分析。他强调乐的"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并且将儒家的"中和"审美思想贯注在《史记·礼书》和《乐书》之中。     

司马迁儒道互补说

司马迁儒道互补说刘兴林关键词司马迁；儒；道司马迁的思想与先秦诸子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而莫衷一是的问题。有人说他是道家，有人说他是儒家，有人说他政治思想倾向儒家而哲学思想受道家影响，也有人说他融百家为一家，还有人说不能用先秦诸子的思想去范围司马迁的思...     

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

关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历来的解释框架有“不平则鸣”说远绍孔子“诗可以怨”的说法;又有“不平则鸣”说“与庄学中的‘自然’观有内在联系”的说法;而大多数的论者则认为它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其实,以上说法都尚未涉及一个重要的认知视野,即韩愈因何种因素而感到“不平”。本文在考察韩愈文本之后得出结论：韩愈“不平”之标准就是儒家之“道”,即为“道”之不行而鸣不平。这就决定了韩愈“不平则鸣”说属于文学工具论（“载道”说）的范畴,并非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