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与王国维

20世纪是文化大交流时代，也是中国文艺理论开始和西方接触和碰撞．并走向更宽广境界的时代。而王国维正是自觉到这种现代文艺美学意识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体现了从“小文化”向“大文化”，从“受动时代”向“能动时代”的转折，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再论“艺术的终结”——以阿瑟·丹托的艺术观为中心

作为20世纪比较有争议的文艺理论家、哲学家,丹托从艺术终结于哲学、艺术史叙事的终结和“艺术界”机制的丧失三个方面提出他的“艺术终结论”.但是艺术并没有终结,只要有人在,艺术就会经久不衰;艺术同时是一个历史概念,一代有一代之艺术;艺术也并非简简单单终结于哲学.因此,艺术终结论值得进一步思考,尤其是在当下中国.     

艺术的终结与新生

进入新的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艺术终结论”“文学终结论”等等的“终结论”思潮．这股思潮对文学艺术脊;中击很大、它像“梦魇”一样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如何面对这种现实？这股思潮何以存在？它是否预示着文艺的终结？这迫切需要我们结合实际予以理论上的回答本文首先分析了“终结”论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认为它的滋生与发展,是与高科技的发展、“读图时代”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指出世界文学艺术的历史表明,随着各民族诗意的生存方式和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的丰富、发展和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萌发与消亡、起始与终结,是一种带有规律的现象、我们需要的主要是以清醒的、冷静的头脑,面对中外文艺的实际,从不同的层面上去认识“终结”论的方方面面。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奇葩她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会有文学艺术的存在“艺术的终结,恰恰是艺术新生的起点,艺术的黄昏则是艺术的黎明的前夜”在新的世纪,文学艺术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     

20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历史叙述策略

对于20世纪英国小说家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终结的只是旧的叙事形式。20世纪英国小说里的“历史”因素所具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附属化”、“碎片化”以及“戏谑化”,它以独特的方式贴近当下现实,赋予了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代张力。     

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札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声音覆盖了一切,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质疑和否定也形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文化遮蔽,在今天,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意义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清理和说明。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发挥语文学科功能 提高学生语文素质

我们就要迎来21世纪。21世纪是一个什么时代？最近读了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的一篇讲演，深受启发和鼓舞。他说：“人类历史由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太平洋时代文明演进；太平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初露曙光。中国是太平洋重要国家之一，中国文化在太平洋文化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①他还推测“21世纪科学中心在中国”。这位对东西方文化深有研究的学者，是根据东西方文化发展走向，得出以上论断的。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在21世纪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这一论断来思考，中国是太平洋重要国家之一，中国文…     

20世纪20-30年代“典妻”题材小说的主题延革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涉及到“典妻”题材并且影响较大的小说有3篇。因为它们同处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其主题就具有一种延承性和共同色调;又因为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其主题就受到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有别于他时代的额特质。     

20世纪20-30年代"典妻"题材小说的主题延革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涉及到“典妻”题材并且影响较大的小说有3篇。因为它们同处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其主题就具有一种延承性和共同色调;又因为它们创作于不同时期,其主题就受到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有别于他时代的额特质。     

新时期《金瓶梅》研究概述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可足称道的一个百年。对中国人来说 ,在这一个百年中 ,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件大事 :1 91 1年封建王朝的终结 ,1 91 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 94 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 ,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封建制度的终结 ,“五四”运动便是封建文化的终结 ;如果说开国大典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 ,改革开放才带来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生。中国人有丰富的传统 ,中国人背上也背着厚重的负担。变革传统文化 ,呼唤当代文明 ,这一除旧布新的文化使命 ,在中国用了六十年的时间。思想文化的进程与历史的自…     

从“博学于争”想到的

清初顾炎武(1613——1682)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致力研究教育,“千卷著书”“经世致用”,其学术地位和教育业绩是清初。“第一人”。无论在他世称。“东林先生”还是当职“学士”“大夫”,他都主张“博学于文”“博学于争”的信条。所谓“文”,他说:“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国家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     

观照·人文·时代--关于“文学终结论”的反思

“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论争引起了学界的轰动,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的真实含义指向文学的边缘化和图像文化的胜利,是大众传播时代带来的图像霸权现象。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文学理论对人文主体性和情感性的坚持,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回归。科学的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提供了观照尺度和人文尺度,对文学终结的观点进行了反击,阐明了文学理论的永恒性。“日常生活审美化”、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呼唤人的主体性和情感性,彰显了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对文学终结观点批判的延续。     

菲茨杰拉德“美国梦”的《圣经》之源

弗朗西斯·司各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ScottKey Fitzgerald．1896—1940）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被西方文学评论界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优秀的“编年史家”。他一生虽然短暂,创作生涯充其量也不过20年,但他留下了4部经典式的长篇小说（第五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位君子》还没完成,便与世长辞）和160多篇才情横溢的短篇小说。菲氏的一生及其作品都充分说明．他是美国“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是20世纪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既有成功与辉煌的一面,又有苦涩和失意的一     

课程：从“开发”到“设计”

课程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种范式的转换，就是从课程研究转向教师研究，而当代课程理论人师派纳等人提出的“概念重建”，宣告了“课程开发”时代的终结，替而代之的是“课程理解”时代的开启。教师在“反思性实践”中，课程不是所“开发”的东西，而是所“设计”的东西，所谓“课程编制”无非是指“学习经验的设计”。而对于“设计”来说，重要的是“同情境的对话”。这样，同客体对话、同自身对话、同他人对话的过程正是“设计”的本质。而这种不断地“设计”的轨迹，正是创造着课程。     

评《歌曲旋律100年》

在辞旧迎新的世纪之交,我们看到有不少学者、教授、文化工作者正在对20世纪的文学艺术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性终结性的宏观研究,品种繁多的“百年史”专著应运而生。其中有一本书并不显眼却非常独特叫做《歌     

幽闭语境中的知青文学－－新中国知青文学史纲·序论

毛泽东是一个博学且富有革新精神的乡村文化人,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蓝图中,其社会理想之一,就是把知识分子变成"新农民".中国知青运动,就是他这种革命思想的极端体现.他的时代,是一个幽闭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语境,呈现了一种大宅院的后花园状态,这个花园是建立在文化废墟传统废墟之上的.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端.新中国的知青文学始终没有走出毛泽东时代的精神荫庇,前知青时期、知青时期以及后知青时期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地浸淫于毛泽东思想和主义之中.毛泽东既然影响了一个时代,自然也就深刻地不可改变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作家,包括一个时代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无处不在的文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20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师者魅力

被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百姓叫他孔圣人,读书人称他孔夫子。是好学、善学、乐学成就了他的博学,而博学成就了他的师者魅力!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