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儒家礼制观念的变异

礼制观念是原始儒家思想的典型表现形式。由于原始儒家在其礼制订立的初期,并未充分考虑到礼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导致其倡导的礼制观念最终成为统治者压迫国人的工具。发挥“正名”思想和重新解释“克己复礼”是统治者改造原始儒家礼制观念的两个主要手段。     

《礼记》中的鬼神观研究

鬼神信仰和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是先秦时代的普遍观念,作为"显学"的儒家学派不可能置身其外。《礼记》作为儒家的经典,其鬼神观与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多有共同之处,但亦体现了儒家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在此基础上的礼制创造,更代表了儒家的政治设想和关于社会的理想建设,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略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政治文化意蕴

作为王权统治中心的都城不仅是王权统治的象征物,而且集中体现了王权主义政治文化。都城的严整建筑形式包含着王权至尚思想、君临天下意识、礼制观念和天人感应学说等多种精神内涵,通过对都城形制、布局和建筑等的精心设计,以突显其王权统治的绝对权威,强化都城的政治中心功能和王权主义统治。都城的建筑形式与王权政治的精神内涵互为功用,密不可分。     

浅析传统服饰与佛教服饰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

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儒家服饰礼制、佛教人体美学和佛教造像服饰的中国化特征以及传统儒家服饰制度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深入论述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与佛教的服饰制度在人体美学思维观念和服饰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并以此探究中国服饰文化的深厚内涵。     

儒家思想地位的确立与音乐观念

随着儒家士子在朝廷中的掌权,势必会把对音乐的观念带到统治思想中去,而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家的音乐观点,是夸大了音乐的功用,认为"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即没有礼乐,成功的东西也会消亡。     

浅析礼制思想在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中的体现

“明伦理、分等级”,是儒家礼制思想的一大特征,“伦理”即“人伦”,进一步可拓展为在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平台、以上下尊卑等级关系为特点的封建礼制思想和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化是最具人类社会性、最强调等级秩序和上下尊卑观念的,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亦是如此,我国的建筑的建筑形式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建筑风格独树一帜的建筑体系。     

湖公祠牌门楼装饰符号探析

从门楼作为祠堂“脸面”的地位和宗法文化的重要载体入手,通过描述湖公祠牌门楼装饰符号的能指特征,揭示出牌门楼装饰符号的所指内涵,最后阐明宗法家族观念、儒家礼制思想和宗教思想是祠堂门楼装饰文化形成的深层原因。     

论儒家“德治”“礼治”思想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

儒家主张德治和礼治,这对于班级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要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把儒家的道德教育,教化手段和礼制运用到班级管理中去,这对于解决班级问题,提高班级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论儒家“德治”“礼治”思想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

儒家主张德治和礼治,这对于班级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要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把儒家的道德教育、教化手段和礼制运用到班级管理中去,这对于解决班级问题,提高班级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桃花扇》看儒家的祭祀文化

孔尚任身为圣裔,熟悉儒家礼制,在《桃花扇》中也保留了一些儒家祭祀的场景。其中“老赞礼”这一角色就与儒家礼仪密切相关,而《哄丁》和《拜坛》两出则较为具体地展现了儒家馨祀文化中的“丁祭”与“忌日祭奠先帝”,由此,可以对其形成、历史作进一步的了解。     

儒学与汉初政权的谨慎结合

孔子周游列国及儒学发展的初期,儒学并不被统治阶层所接受,秦国统一天下后,儒学更是遭遇了其发展的最低点。汉初儒家信奉者与统治者互相看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用儒家学说说服统治者,而统治者也逐渐乐于用儒家学说来作为统治之术。儒学与政权相结合,逐步成为王朝的统治理论。     

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本文分析了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如何强调礼乐一体,探讨了儒家的音乐伦理思想、等级名分的音乐伦理思想、辅助礼制规范和协调社会伦理关系。     

1—4世纪南匈奴的儒家文化认同研究

南匈奴内附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儒家所提倡的正统观、家庭伦常、忠孝观逐渐取代匈奴旧有的风俗观念,成为其行为与道德准则。究其原因,匈奴自认夏后氏苗裔、汉室之亲,有责任匡扶一统、承续礼乐文明,故重回中原之后,进一步实行儒家纲常伦理。除统治阶层的积极推广外,儒家文化教育和学习、汉匈交往与通婚、汉匈各阶层的接触与融合、生产方式由畜牧业转向农业,都加快了儒家纲常伦理向匈奴的输入,带来匈奴族文明程度的提升,加速其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儒家伦理价值的结构要素分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其伦理道德观长期以来都是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儒家的伦理价值获得合理性有其内在原因.从整体来看,伦理规范的构建以价值的确认为其逻辑前提,儒家价值的源泉不仅指向的是终极存在,更多的是指向人自身.其价值内涵不仅体现为内在的道德价值,更外化为对群体的社会价值.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德性与礼制的内外作用之下在实践中得到落实.     

宋代官方礼制的实施情况考察——以《宋史·礼志》为中心

《宋史·礼志》是记载宋代礼制的重要文献,通过对该志的系统剖析,可知宋代官方礼制既包括祖宗旧制、前代之制,还包括以有利于维护宋代皇朝统治原则为指导,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各种礼制,所有这些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宋代复杂而系统的礼制体系。宋代礼制的具体实施大致有三种情况,即全面贯彻落实礼制规定、部分落实礼制规定以及因时制宜推行礼制。通过对礼制内容以及其实施情况的分析,可知宋代礼制要想真正付诸实施,必须具备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皇帝支持、法律结合、现实需要等六个方面的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礼制才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论晚明商业发展对社风尚的影响

<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随之产生并走向完备的封建制度,从各个方面对人的生活加以限制、约束,从而形成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而礼制则是其最集中的表现.而且,历代统治也都奉行“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因此,体现礼制的社会风尚之变迁与礼制的盛衰,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礼制,在生活方面不遗琐细地区分尊卑贵贱.以使君臣、官民、士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直.”使社会各阶层成员,从生到死,从衣食住行到穿着打扮,不同层次的人应该享用什么样的消费品,都必须受到身份品级的严格限制.衣食住行的消费方式和水平,是社会风尚的物质内容.礼制于     

论隋唐明堂建筑形制论争中的礼乐美学观念

圆丘祭天、宗庙祭祖分别象征了继承天命的天道秩序和世俗王权的人间秩序。明堂既是祭天之所,又是布政之宫,其建制、礼仪素无定制,历代皇帝、儒生亦皆因时制礼,遂致争议不断。隋唐之初,明堂礼尚且能遵循古制,至武后擅权之时新创圣礼则实现了天地合祭。从牛弘、宇文恺、魏徵、颜师古等人明堂方案上看,隋唐明堂建筑形制、明堂礼典施行的论争本质是权力之争。从礼仪空间上看,隋唐明堂祭天礼秉承天上秩序象征“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宣读时令、举行朝贺又象征了人间秩序“皇帝”权力的正统性。武则天明堂沿袭魏徵、颜师古“义以随时”“自我而作”“圣情创造”的礼乐美学思想在形制、礼典上有所创新。武氏明堂的完成把儒家礼乐美学对明堂的想像付诸实践,终结了隋唐儒生明堂建制的论争。这一过程表明专制社会国家礼乐体系服务于皇权,国家礼制建筑、仪式空间体系的最终完成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识。这也是隋唐礼制建筑与礼仪空间所表达的主要美学观念。     

儒家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与西文基督教伦理根源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不同,儒家价值观的根基在于与天道合一的人之“仁心本性”,而由此开出的仁、义、礼、智、诚(信)儒家“五常”,是为儒家伦理美德的恒常原则,最终又落实到具体应用的礼制规范层面.从“心性”基础层和“五常”中间层来看,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伦理的意义;而从最外表的礼制规范层面来说,儒家伦理须因时制宜,因革损益,以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与需求.儒家价值观,对解决伴随科技与知识突飞猛进而日益凸显的价值失落、道德失范问题势必有所帮助,对现代人们的人伦日用仍不失指导意义.     

影响18世纪礼仪转折的若干因素

对18世纪礼制转变的讨论似乎不应局限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思考范围,而应把它置于更复杂的制度与民间生活的互动网络中予以全面把握。由此,不但要注意礼制的内涵与明清思想转折的关系,而且也不可忽略这种转折与清朝帝王文化品味的诱导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儒家"二元礼"的困境进行反思,可以看到清代帝王和士绅如何寻究克服此困境的途径,可以进一步认识考据学与礼仪"经世"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评价科举制的功能,说明基层士人的身份认同及合理流动对礼仪重建有着重要的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