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乡村

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生在一个被农村包围的小镇上,虽然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但我的生活方式和见识还是一个乡下人。一到人文荟萃的苏州,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盛一日,另一方面是大众的觉醒,青年人的奋起。     

上海最早的日本照相馆

1996年11月，我应日本大学之邀再度访问日本时，东京USC会社的省酒精子小姐因我研究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史，特地将她的朋友珍藏的一枚百年前上海日本照相馆拍摄的人物照片送给我，希望能对我的研究有所帮助。此情真令人感动。这是一枚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摄于1892年（明治25年几月28日，照片中的宫崎滔天、宗方小太郎等当时还是二十几岁的无名小辈，十余年后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有名人物。这枚照片也是宫崎滔天第一次来华在上海留下的纪念，也许是他从此与中国结缘的开始。为宫崎等人留影的是位于福州路16号（近河南路）的“上野照相楼”，…     

把失误变成财富

我的报道,也有失误和出问题的。 1984年7月,我写过一篇通讯《农民外事家传奇》,发表在《瞭望)周刊上,主要报道河南省商城县农民王驾远与日本姬路市福田一郎的交往。背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别山商城四顾墩乡河口村老农王驾远,创作了一幅文字中堂,来歌颂农村的新气象,中堂的词非常漂亮:     

纹枰上的复兴运动——四大国手自说围棋50年

围棋水平已有天壤之别陈祖德:我学棋至今,快半个世纪了,拿围棋水平来讲,现在的棋手和当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学棋时,我的前辈对日本棋手佩服得很,比如顾水如先生就讲过:“日本九段我们胜不过啊。”当时我们的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当时我不信老师的话,心想只要下,日本九段为什么不能战胜?1961年我进     

姜占国：用最权威的数据为客户服务

我认为中国的媒体在没确定自己的权威地位之前,在报刊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举办所谓的客户活动,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在日本,我在日本工作了八年,没看见过一家日本报纸举办过客户活动,每一家确定了地位的报纸都有上千家客户,没法组织。在日本有6家权威报纸,又有各具特色的客户,各地方又有各地的特色报纸,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而我们是刚刚起步,才进入到市场阶段,采取些手段,也是正常的。     

卖书

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我想丢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它被丢在我的箱里,没有取出来过.     

我镜头中的“老外”

留心观察一下,你会发现许多由中国摄影工作者拍摄的外国人的照片出现在国内外发行的报纸和刊物上。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行,来华的外国人确实越来越多。这样,我们专业或半专业摄影工作者、以至摄影爱好者的照相机前就又多了一类摄影对象——一些具有不同观点、不同工作和生活习惯、不同相貌,讲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我常年活动在黑龙江省,不管是在中、小城市还是农村以至边疆县份,都碰到过不同身份的外国人——在鄂伦春人聚居的大兴安岭地区十八站还碰到过独身一人闯进去的日本人呢!     

神圣的职责

大学毕业后,我踏进了出版社的大门。在我的心目中,书是神圣的,出版社是书的殿堂。记得初中毕业时,正碰上“文革”,乱哄哄一阵之后,就是下农村、进工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碰撞要更多一些。在生命之旅中,我迷惘过,痛苦过,也寂寞过,是书给了我启迪和力量。书籍慰藉我心灵的创伤,也昭示我前进的方向。所     

新闻不可不讲求时效

有位访问过日本的新闻工作者讲,日本记者很忌讳“昨天”这个词,不愿意在新闻中使用。他们讲求写当天发生的新闻,甚至在同一天报纸的印刷过程中,也不断地用最新的消息更换开印时的“旧闻”。我听了不禁有所感触。新闻要讲求时效,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问题。在我们的新闻理论中,从来没有说过不要重视时间观念的。在我     

卖书

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我想丢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它被丢在我的箱里，没有取出来过。     

老天爷安排

不少人问过我：怎么会干起漫画这种工作来？知道我原是化工科研工作人员的,更加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改行？我一向回答：“这是老天爷安排的。”我从七八岁起就爱画。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家长辈、老祖宗以至亲戚里面有什么人会画。那时我生活在广东农村,没见过什么画册,只...     

田中角荣的汉诗

《档案春秋》编辑部： 我是贵刊忠实读者,我在2010年第11期上看到日本久能靖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田中角荣在北京写过一首汉诗。     

不要为假象所迷惑

我是五十年代的省报记者。记得那时我经常到农村采访,在工作中,尝过一些甜酸苦辣的滋味。最深刻的一次教训,是我在湖南醴陵县农村采访时,曾经为假象所迷惑,写过一篇“千斤乡”的报道。后来,我改变了工作方法,艰苦深入做调     

从一般报道到“重点宣传”——我采写日本孤儿陈春红的体会

我在中国进行过采写活动。我想仅就我的体验,谈谈消息报道是怎样发展成为“重点宣传”的。一九八○年五月,大连外语学院干部告诉我,该院院长办公室文书陈春江,实际上是日本孤儿,并托我为其寻找骨肉双亲。我立即同陈春江见了面。陈告诉我,十岁的时候,有人曾讲过她是日本孤儿,但当时中国养父母断然否认。直到结婚之前,叔叔才把实情告诉她,并希望她向男朋友讲清楚。一九八○年三日,看了电影《樱》之后,陈春红决意寻找双亲,并委托旅大市公安局代为寻找。     

凤凰出版社隆重推出《文选旧注辑存》(全20册)

正本书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著,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华校。本书选用南宋淳熙八年(1174)尤袤刻本为底本,以敦煌吐鲁番本(英藏、法藏、俄藏)、日本古钞本(猿投神社藏、九条家藏、上野精一氏藏、宫内厅藏、三条家藏、东寺观智院藏等)、杨守敬过录日本室町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北宋国子监本等为参校本,从目录、版本、校勘等     

周作人最后的日子

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是日本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也是日本唯一的国立图书馆。它的前身是原帝国议会两院图书馆和上野帝国图书馆。1948年2月,根根“国立国会图书馆法”,将上述两个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国会图书馆,于同年六月正式开馆。馆舍主楼是在战后分两期建成的,共73,674平方米,其中阅览室6,499平方米,书库约31,200平方米,办公室及其它35,985平方米。办公楼,地下一层,地上六层。书库楼,地下六层,地上十七层。仅建筑费一项,就花了48.8亿日元。该馆从建馆到现在,只有32年光景,但     

周作人最后的日子

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往事悠悠百梦回——我与重庆日报社的情谊

年过七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在我脑海里呈现得最多的，是重庆日报社及其老新闻工作者对我参与农村改革的支持、鼓励和难以忘怀的情谊。     

回忆与感受

<正>我出生在农村中农家庭,父兄都是农民,以种地为生活来源。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伪满洲国时期。受的是奴化教育,不知道有中国,认为自己就是满洲国人。奴化教育灌输的是,日本亲善、一德一心、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圈,皇帝陛下万岁,等等。把"汉语"改叫"满洲语",在教科书上看不到中国字样,让你不知道有祖国,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成了亡国奴,任人宰割,没有自由。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