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以妙论诗的审美走向

方东树是桐城派最为重要的诗论家之一,其诗论在沿袭桐城派文论道文并重思想的同时,亦体现了重“文”,追求审美价值的走向。其中,他秉承古典诗学以妙论诗的传统,主张“用意高妙”,强调诗歌之美以善为内核,强调了诗教的美育作用;主张“兴象高妙”,进一步从诗歌文学形象这个艺术本质特征的角度,赋予了“妙”字的诗学审美内涵;主张“文法高妙”,在体现以文论诗这个桐城派诗论传统特色之中,亦表述有关诗歌章法、词句等方面的审美要求。     

方东树论苏诗对桐城家法的承继与突破

作为桐城文派的后劲，方东树的苏诗论评颇受其古文理论主张的影响。首先，方氏以古文之法探讨苏诗七古，注重开合起承、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气节等写作技巧。其次，桐城先辈论文的一些概念与术语也被方氏用来评述苏诗。再次，方氏还以是否有文法来重评苏轼某些为前人所争议诗的优劣高下。方东树亦有突破桐城家法的地方：第一，桐城派文人标举江西诗派与黄庭坚，方氏则认为苏诗胜黄庭坚诗。第二，在方氏看来，苏诗摆脱蹊径，自成一家。第三，方氏崇信义理，其苏诗评论难免染有理学色彩。     

＂气＂：方东树诗歌批评最重要的审美范畴

“气”是方东树诗歌批评最重要的审美范畴。方东树认为诗歌必须有“气”,有气才有生命,才能活;在诗歌章法上,方东树提出“气脉”之说,要求诗歌“气体高浑”,血脉灌输,又要曲折变化,往复顿挫;在诗歌风格上,方东树强调了“气势”,尚刚健之风,反对“气骨轻浮”。     

论方东树的“近代”诗学批评

作为诗学理论的现实基础,方东树对清代前中期诗学流派均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主要特征:一是立足师古,崇雅贬俗、崇真黜伪;二是立足诗歌创作,强调创作与批评相统一。方东树对"近代"诸家的批评,虽不免武断,但却体现了他对时代诗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商榷前藻,发明诗学奥旨,以期金针度人之心理诉求,是其著述《昭昧詹言》的主要动机。     

论方东树的爱国思想

方东树认识到鸦片贸易冲击国内经济基础且使国家岁糜金钱数十百万,致中华民族日益衰弱存有亡国灭种隐患。方氏呼吁禁止鸦片贸易,主张严惩鸦片贩子。方氏分析鸦片战争起因,指出清廷战败乃因洋商污辱自蛊、前督姑息养奸及内地奸民贪利卖国,他批驳投降谬论,主张有原则的议和。面对败局,方氏分析形势,建言献策,宣扬抗英制夷,建议当局访求贤将,避敌炮火,近身巷战;倡议组建民间团练组织杀贼自救;劝谕肆赦汉奸,以重金悬赏其反抢英夷货物、劫杀英人,提高民众反侵略的积极性。方东树的爱国思想具有思想与行为相统一,理性与情感相统一,爱国意志与历史情境相统一,爱国信念与开放思想相统一及爱国精神与内求自强相统一的鲜明特征。     

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论

方东树诗体正变观受其雅正的诗学取向制约,强调变而不失其正,重视"变"对诗歌创新的积极意义,目的在于明确诗歌创作之正途,对清中期以后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他继承了前人正变思想的合理内核,并与其通变论相结合,揭示了制约诗歌史发展两大核心要素,发展并总结了传统诗歌史观。     

利用“棱法向量”求二面角

二面角的大小与其两个半平面的法向量的夹角是"相等"还是"互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本文从二面角的定义出发,利用"棱法向量"求二面角,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论方东树“以文论诗”之独特价值

方东树《昭昧詹言》核心的诗学理念是“以文论诗”,这一理念长久以来未获重视,甚至一度还被认为因袭桐城先辈之窠臼而具有保守性,由此受到贬低。但是方东树的“以文论诗”具有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与传统诗家以文论诗的比较方面,方东树的“以文论诗”更为细致、全面、深入,更注重脉络构建。在与桐城前辈诗文观念的比较方面,对方苞,方东树在其“义法说”中添加了立诚、文法、道德等内容,对其尚略倾向有了笔法、章法、句法上的细致说明;对刘大櫆,方东树从创作与鉴赏入手,分析了诗与人的关系,变刘大櫆的神、气、势、法为学、才、法、识之排序,提出以顿挫之法相济,强调外部气韵;对姚范,方东树继承其创意造言的观念,提出专一用功而后博学诸家的学诗取径,去除“援据”,强调“序题”,更强调古文对诗歌创作的塑造提升作用;对姚鼐,方东树绕开其“考据”之说,重铸“文、理、义”来强调诗歌之内核与外壳,承接其“阳刚”之美的论述,又对可能造成的弊病和补救方法进行创造性说明。整体而言,方东树的“以文论诗”在打通诗与文二者关系、对桐城家法之继承与创新、丰富传统诗学之内蕴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与其诗歌体用论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是其诗学观念之核心,是其对诗歌史上"以文为诗"之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其建立"以文论诗"之批评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原因。这一观念综合了道学家重道、古文家重文之批评特点,表现出重视创作主体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结合。方东树在思想倾向上强调变而不失其正,旨在确立一种既合乎风骚精神又有自家面目的诗学品格。他对诗歌体用的认识,正是这一诗学观念的深刻体现。因熔铸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诸多观点,"诗文一理"说亦可视为桐城派诗学观念之核心,体现了桐城派的诗学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是把握桐城派诗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谢榛诗法论

谢榛的《四溟诗话》在诗歌创作的命意、篇法、字法等诸多方面有着卓尔不群的见解,为中国古代诗歌诗法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方东树与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为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用毕生精力研习性命、义理之学,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撰书公开攻击汉学,捍卫理学,为理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讲学授徒,游说友朋,为晚清理学的复兴争取支持力量并培育了一批理学名家。方氏的努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促进了晚清理学复兴的进程。     

方弘静生平及其诗学思想略论

刘跃进先生之<玉台新咏研究>中提到方弘静曾为<玉台新咏>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做序一篇.方弘静在明代诗学上也颇有贡献.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略作论述:一、方宏静生平及世系;二、方宏静之交游;三、方宏静作品简析;四、方宏静诗学思想受到明代复古思潮影响,但他与前后七子思想也略有不同,在唐诗学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论"新诗"观念的塑造

早期新诗寻求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塑造"新诗"的观念,即与日渐扩张的创作相互呼应,在文学观念上对"新诗"这一全新概念作出必要的张扬和演绎,并以之取代"旧诗"在既有的有关诗歌文类的话语中的主语位置."新诗"观念的塑造,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杜甫、盛唐诗风与文学史规律

近一个时期来，唐诗学界多以杜诗为盛唐变体，故将杜甫别出于盛唐而归人中唐的见解，执此论大都提到学史的发展规律下予以说明。本以为：杜甫集大成的诗歌，在诗史上承前启后的伟大功绩，是盛唐所以为盛的最重要标志；杜甫底蕴厚重，气势磅礴的诗风，是盛唐诗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杜诗虽开启了中唐以下诗歌的新路，其诗风则与中唐，宋诗迥然有别，强将杜甫划入中唐有悖常理。     

“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因爱而求“真与美”,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同时也对于把握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不无裨益。     

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英语诗歌渊源及其在19世纪的发展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形成背景及文化传统渊源有很多相似之处。加澳两国都曾是英国殖民地,秉承着相同的源自英国的人文思想和社会风尚,其英语文学均源于英国文学传统。由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不同,伴随着从殖民拓荒到建立国家的历史进程,加拿大英语文学和澳大利亚英语文学体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形成了独立的国别文学,成为世界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两个新的板块。     

方回的诗法理论

方回论诗首先格律、倡拗体,在论及律诗对偶时,十分强调“变体”作用;其闪,重视虚字与用事;第三,强调诗法的“活”与“新”。方回的诗学、诗法理论虽瑕瑜互见,但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方回诗学、诗法的着眼点在律诗;方回的有关论述,增进了我们宋诗风貌的了解,明白了宋人在诗歌技法的推陈出新方面所做的努力;方回诗法理论为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以“任情率真”到“兴寄讽喻”——论李杜诗歌创作思想的演绎发展

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潮流，它与特定的社会思潮相关联，同时又影响、规范作家们的创作活动。李白和杜甫对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各自进行了他人无法更替的独特探讨。李白对清水芙蓉的诗美的追求，反映了盛唐诗人特有的气魄和自信。而由盛至衰的社会转折则为杜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他在客观、全面地评价历代诗歌和总结诗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著名诗歌观。作为一个朝代的诗歌创作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文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唐朝的文艺思想的发展演绎。     

关于"楚国方城以为城"之"方城"

在“齐桓公伐楚”这一历史事件中,楚国大夫屈完从容应对齐桓公的一番话语为人们所乐道。但对其话语中的“楚国方城以为城”之“方城”,自古及今,众说纷坛。章在列举诸家之说并进一步论证后,提出应从肖华锟先生之说：方城,春秋时期楚国所筑长城,北起今河南南召县,经今叶县、方城县、泌阳县境内,南至今唐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