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后期思想论纲

通过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的主干部分——物质救国论、地方自治论、虚君共和论、孔教国教化的系统分析和重新梳理,得出如下结论:亡命后的康有为,可见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与戊戌变法时期并没有明显的断层。他提出的一整套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改造中国的纲领所散发的思想火花,在晚清可谓无出其右者。     

论清末民初的"定孔教为国教"运动

清朝末年,康有为等人首次提出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因民初的道德危机获得一定支持,但最终因进化论引发的科学主义的冲击而失败.此运动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的两难处境.     

孔教运动:儒学近代转型的歧途

孔教运动始于1912年,止于1917年。其间,领导这场运动的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人士试图通过“纳儒入教”“一教独尊”和“托庇帝制”的做法来重新复兴儒学,但却因此而严重背离了儒学的人文传统,违反了现代社会民主、自由的大势,从而导致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结果,孔教运动的努力非但无效,反而造成了儒学的进一步式微。     

论康有为于教事问题之言行

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于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引发的教事问题上,有诸多言行之表达,志在求新求变。西方宗教势力对于中国文化的侵蚀,促使康有为欲借解决教事问题之机力倡孔学,还力图由传播学问而转变为发扬孔教,这些具体表现于他在“三会”中的言行。通过分析,可发现其关于教事问题言行中的具体转变皆有旨归和特定诉求。康有为于教事问题的言行立场,是其个人学说积淀、个性特点所及;其求变维新的追求目标,则决定了他在面对此类问题的基本态度。     

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情怀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出于重振民族精神,抵御西方侵略的目的,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以孔教为纽带,将互为水火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统一于其思想体系之中。这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其民族主义是针对晚清社会的思想主张,而世界主义是寄望于未来的理想,所以,二者才能共存于一个思想体系之中。由此可见康有为胸襟的博大,也折射出孔教包容的宽广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多姿多彩。     

儒家的“宗教性”：儒教问题争论的新路径

一、“儒家是否宗教”的争论与困境 关于“儒家是否宗教”,一直争论不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尤其是叫,国礼仪之争”时期：清末民初变法者提倡国体、政体改革,面临着儒家如何定位的问题．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要立“孔教”．而“五四”新青年则提出打倒孔家店;1978年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说至今,该问题争论持续升温。     

黄遵宪与晚清孔教活动——黄遵宪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研究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发起保儒教活动,提出将儒家改造成西方式宗教(儒教)的主张。这个主张引起时人激烈的争论。黄遵宪以其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的态度提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但他反对把儒学变成有宗教设施、组织、教义和祭祀活动的“儒教”。他认为只有积极吸收西学,合中、西、新、旧之学,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并进而担负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黄遵宪的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陈独秀反孔教思想综论

反孔教是陈独秀一生中始终坚持的思想之一。从思想臻于成熟开始 ,陈独秀便显示出对孔教的反感 ,以后 ,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和保守势力对孔教的鼓吹、抬举 ,他反孔教的意识逐渐增强 ,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高潮。     

康有为戊戌变法政治主张刍议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政治上的主张究竟是什么?过去,许多论著根据“戊戌奏稿”,得出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论断。这一传统看法,因故宫康有为一批条陈论著的发现显然被否定了。但是,根据新的史料,有文章认为,康有为在各种守旧势力的攻击下,在自身地位改变,由普通的新进士人骤然变得靠近清政府权力阶梯高层的条件下,放弃了他原来提出的开国会、行宪法的政治主张,急速倒退。对此,笔者认为颇值得商榷。     

重新认识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孔教的态度是批孔而非铲孔 ,他批判孔教的主要矛头是指向三纲学说而并不完全否认孔教的合理价值 ,主张依现代人生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孔教的内容加以取舍。     

陈独秀与“孔家店”

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他在对东方化哲学及其漫延出的中国人国民性的一系列批判中，已经显露出在思想伦理上全面清理甚至清扫“孔子”的图谋。在陈独秀眼中，孔教思想的漫衍充塞乃是中国人迈入现代生活的最大障碍，是与代表欧美明进化的“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三条原则根本对立的，而我们的“现代生活”正是要向现代欧美明进化的方向迈进。他认为在这场思想革命、伦理革命中决没有调和的余地，所谓“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中国人要过“现代生活”，就必须与孔教决裂，与孔教为核心成份的整个旧化、旧伦理、旧道德、旧思想，甚而旧风俗、旧习惯决裂。     

严复的宗教观与孔教观

作为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介绍了西方的宗教思想,并在对世界宗教的介绍中突出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的历史。为了以教治教,严复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彰显孔教与基督教的相同性,而是从不同角度突出中西之教的差异。严复还从教学相混、政教合一的角度剖析中国社会与西方的不同。通过对中国社会宗教状况的分析和保教与保种、保国关系的厘清,他寄希望于"自强保种"。     

戊戌时期康有为、章太炎变法思想的异趋

本文论述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与章太炎变法思想的歧异,认为把章太炎的变法主张看成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相同,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而揭示出他们二人在戊戌变法以后走上不同政治道路的原因     

试论吴宓的孔教观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吴宓受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影响,针对新文化运动和孔教活动,站在与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相对立的立场,通过学理辩析,凸现孔子在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阐明孔教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人文道德学说,并站在中西古今文化比较的高度,提出了以孔教为基础,融合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学的中国文化重建构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孔子儒学以及儒教的本质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思想启迪.     

陈独秀的孔教观

欲了解陈独秀的孔教观,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即：孔教的反动性;尊孔的荒唐性;反孔的必要性。孔教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其以教孝教忠为核心的三纲说即其伦理政治学说或曰礼教当中;尊孔的荒唐性则因为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其核心价值体系已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反孔的必要性之根本点即因为孔教与专制及国民劣根性有脱不开的关系。陈独秀之大力反孔的总出发点,是在于必欲坚持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一整套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体系,从而通过思想启蒙唤醒国人并走向新生。     

马洪林新著《康有为》一书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我校历史系教师马洪林的新著《康有为》一书。本书不仅对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作了唯物主义的评论,而且对康有为的后半生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剖析,特别是对康有为在中国近代文化学术思想领域里的巨大贡献作了中肯的评     

民初山东孔教会及其活动

民初,山东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使孔教会的基层组织和外围组织纷纷得以建立,随后这些组织在筹办孔教大会、国教请愿、参与复辟等活动中喧闹一时.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先天不足,山东孔教会最终归于沉寂.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

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减轻变法的压力,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的思想,但这一思想让顽固派对维新变法更为惶恐,洋务派对维新派也由原来的同情变为离弃,维新派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且最终走向分裂。托古改制思想非但没有清除维新路上的绊脚石,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之嬗变

孔教大学和孔子学院是中国近现代对外教育交流的重要媒介,二者的性质存在巨大差异,但均与孔子、汉语教学相关联。历史上的孔教大学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其对外教育交流活动扩大了儒学文化的影响。当今海外孔子学院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适应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需要。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的办学演变表明:主权独立是平等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政治基础,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与文化传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持续发展是海外孔子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     

康有为、梁启超视野中的孔子教师形象

清末民族危亡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对孔子的教师形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与塑造。康有为将孔子圣化为孔教教主,试图为托古改制提供合理依据,减少变法阻力。梁启超祛除了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宗教化和迷信化塑造,吸收西方理性思想,转而重新推崇孔子为道德、理性之师。在康有为、梁启超互为镜像的阐释下,孔子的教师形象呈现出宗教性与现代性相互杂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