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乡村叙事的嬗变

王安忆的乡村小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80年代更多地表现为对乡村文化的批判;90年代明显多了一份面对乡村的温暖情怀,作者发现了那些被粗砺、困顿的现实生活所遮蔽的乡村世界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而到了新世纪,王安忆的乡村叙事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她用诗意的笔调展示了江南水乡美丽的风景、纯朴的民风和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冲击和压力下的裂变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无奈。     

王安忆乡村书写论

王安忆的乡村书写贯穿了她漫长的创作历程。早期的她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控诉乡村,或从道德美感的角度回望乡村,或从传统文化意识的角度批判乡村。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发现了传统乡村的人情、人性美,找到了传统乡村审美的生活形式。近年来,王安忆将她的目光对准进入城市的乡村打工群体。继续她对当下乡村的间接阐述。王安忆的乡村书写始终关注乡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籍此传达她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忧虑和思考。     

乡村的寻找与发现——论王安忆的乡村书写及其意蕴特征

生活在上海的都市作家王安忆有着浓郁的乡村情结,始终对乡村保持着高度热情,时常回望乡村,眷顾乡村,进行乡村书写.她不仅对"伤痕"进行了描述及批判,还着力于温情礼赞及精神家园的构建,表现乡村真实生存状态,从这些写作中透示出王安忆乡村书写的意蕴特征.     

"她"的自塑--论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女性

本文从20世纪女性文学的误区入手,通过与男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作比较,论述了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三位女作家描写乡村女性的作品。她们同时对当代底层妇女“苦难”命运进行书写,表现了乡村女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性格、心灵及命运的嬗变。王安忆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次,表现乡村女性对自我命运选择的自觉;方方从身体伦理学的角度,反映出乡村女性反抗的自觉;而迟子建则从审美伦理学的角度,提升底层人民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底层妇女审美的自觉。由此论述这些作品对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     

乡村与城市的镜像表达——论王安忆的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乡村气质的城市女性作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不断营造城市和乡村两个书写空间,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照,二者互为镜像进行交替转换表达,确立了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共同的民间温情叙事和底层普通人的人文关怀,充分显示了一个文学自觉者的对乡村与城市的文学想象力和对文学艺术的个性化追求。     

诗性的写作——论王安忆九十年代后期的小说叙事

王安忆对90年代后期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姿态进行了分析。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叙述者用一些具体的时间或空间话题作为叙述线索，故意压低了叙述的声调，把乡村生活的意义直接提升出来。     

王安忆小说的"乡村情结"及其表现形态

乡村情结是贯穿于王安忆小说创作整个过程中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作家的这种情结在其创作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显现,它引领着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不断变化和朝着认知与审美的双重深度延展。本文主要探究分析乡村情结在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以及乡村情结的生成原因。     

试论王安忆小说的叙述方式及审美内涵

王安忆小说在叙述方式上丰赡多变的形态和女性主义文化意蕴,使其文体独具特质。王安忆早期的小说语言主要采取呈示的表现方式,具有原生性和自发性。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王安忆的小说摒弃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在叙述方式上倾向于权威化的叙述方式。这实为一种性别文化视角,是对女性话语权的有力争夺,以及对试图对社会历史提出全知的权威解释的宏大叙事的疏离和解构,具有女性主义写作的文化价值指向,开拓了女性文学的写作和审美空间,使之呈现出多元化、多向度的发展态势。     

都市里的乡村记忆——论王安忆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

王安忆在本篇乡土题材小说中显示了都市视角和乡村视角的互动。她在对都市现实的追寻叙写当中,一次偶尔对乡村的伫足观望,显示出一种田园诗意的选择,是对当前都市文化流俗的排斥,从而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论王安忆乡村书写的叙述方式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用叙述学理论方法,从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途经等角度分析王安忆乡村书写中叙述方式的选择与变化过程,王安忆乡村书写的叙述革新、变化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相同的问题不同的选择--针对文学上海与城市身份建构看张爱玲和王安忆

在针对文学上海和城市身份建构这个问题上，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和90年代的王安忆在外在形态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即表现庸常生活，认同市民生活价值。分析了蕴涵在两位作家文中不同的精神内核。     

王安忆的理性情结与男性架势

理性贯穿了王安忆90年代的整个写作，理性也使王安忆超越了女性经验的“一间小屋”而顺利进入了男性话语的宏大叙事圈。     

王安忆在城乡世界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以《妙妙》《小鲍庄》《我爱比尔》等为代表的王安忆的"城市与乡村"系列中,主要表现了以下几点:人物身处乡村的情况下,对城市的渴望和求而不得后所遭到的排挤与异化;传统"仁义"文化对人性的贬抑和异化;后殖民主义时代下,以"阿三"对西方男性的向往,反映出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殖民和弱小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崇尚心理的反思。     

王安忆小说少女精神成长主题的自传体色彩

王安忆个人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对她的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忧伤的童年体验、青涩的成长经历是其创作的源泉和表现内容。将王安忆在小说中对少女童年、少年、青年阶段成长经历的书写与其个人经历相结合,可以发现王安忆对少女精神成长的书写带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     

重返伊甸园——王安忆“三恋”的两性伦理解读

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两性关系的层出迭现,不同的作家、不同的认识所表现的两性伦理观亦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末,王安忆以她的性爱主题系列作品“三恋”对两性伦理进行了深入探究,集中透视了在纯粹的情与欲的纠葛中的男人与女人,以女性的立场和眼光,对两性和谐进行了伦理关怀。     

对上海文化身份的两种体认--以《长恨歌》和《呼吸》为例

王安忆和孔甘露的作品中对上海历史叙述存在一种时间形式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清楚地揭示出他们分别赋予上海的文化身份特征。王安忆在纷繁的日常琐事中敏锐地把握住了那些稳定的因素，在努力寻求新的叙事方式的同时，她赋予上海的是一种“经营”特质。而孙甘露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突破的要求，追击一种纯粹的经验，极力摆脱一种“共名”的上海生活的样式，其小说叙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文本，同时他赋予上海的是“边缘生存”的特质。他们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作家赋予上海的文化身份，显现了上海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历史:想象中重生——论王安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20世纪90年代,“历史”伦理叙事成为一种主导性创作趋向。王安忆在个人化、边缘性和日常经验性的叙事伦理理念之下建构起消弭历史能指深度和崇高美学风格的个人历史,彰显了迥异于历史叙事传统的叙事风格,体现了王安忆悲悯、宽容、理解、温婉的历史人丈情怀。     

王安忆上海题材小说与其日常生活意识的形成

王安忆创作的一系列上海题材小说的特征表现为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意识的凸现。而王安忆创作之前的艺术体验,尤其是她的童年体验、孤独体验对王安忆的日常生活意识的形成有重大作用。     

王安忆短篇叙事的审美流变

王安忆的短篇叙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多以青少年、知青及文工团生活为题材,时代色彩比较浓,艺术手法上较多地因循和承续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1982至1986年,青少年和知青生活的作品大幅减少,上海弄堂生活的作品有所增加,日常生活叙事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对人物性格也有了更多的关注;1997年之后,淮河边的乡村生活再次引起作家的关注,叙事也越来越呈现出传统小说观念所不能规范的美学形态。     

试析“寻根文学“对现代主义小说精神的汲取

80年代中期,韩少功、王安忆、扎西达娃等在"寻根文学"的创作中,从"文化批判"与"文化构建"这两个向度出发,用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尺度对民族文化进行审视和表现,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采用的是现代派的象征主义艺术模式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